美国与东京审判(一)

时间:2017-11-21 | 来源:儒家经济文化网

二、东京审判与美国的作用

东京审判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美国政府维护本国利益的意志。

1、美国对东京审判政策的演变

美国政府通过政策制定积极争取对日处理主导权。1943年,美国国会外交政策委员会拟订了《适用于战后对日处理的一般原则》,是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的蓝本[1]。11月,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表明了对日作战的决心、目标和战后处理的基本原则。1944年1月,国务院设立远东局、特别政治局和战后计划委员会(PWC),作为战后对日政策的设计与咨询机构。5月,PWC提出《战后美国对日目标》:使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威胁;在日本建立尊重他国权利和国际义务的政府;日本必须归还掠夺别国的领土,但其本土应视为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停止日本政府制定和实施内外政策的职能;对日作战各盟国共同参与战后对日占领与管制。11月,国务院和陆、海军部为协调各部门的分歧,组成协调委员会(SWNCC),作为对日政策的决策机构,具有重要的政策拟制和决定作用。[2]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最终确定彻底铲除军国主义法西斯,建立和平民主新日本的盟国对日政策目标。惩办战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手段和必要前提。

美军单独占领日本是美国得以掌握对日处理主导权的关键原因。日本投降后,美国违背承诺,单独占领日本,架空盟国对日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改变了战后盟国对日关系格局[3],决定性地掌握了对日处理的主导权。1945年8月29日,SWNCC《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的对日政策》提出: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对美国以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使日本最终建成一个尊重他国权利的负责任的政府,并支持联合国宪章及原则所表明的目标;日本应全面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军国主义的权力和影响必须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彻底清除,体现军国主义及其侵略精神的制度应坚决废止。逮捕被检举为战犯者(包括因虐待盟军俘虏及平民而被检举者),审判和处治被判有罪者[4]。与前述《战后美国对日目标》相比,取消了盟国共同占领日本,增加了铲除军国主义、解除武装、非军事化、审判战犯等内容。表明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对日战后处理,维护本国既得利益,确保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战略构想。

美国还谋求改变盟国之间平等协商的纽伦堡审判模式,以确保对东京审判的主导权。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纽伦堡审判首席检察官杰克逊(H·R·Jackson)致信副国务卿艾奇逊,指出东京审判固然应遵循纽伦堡审判的原则,但盟国之间平等协商往往导致争执不下、迁延时日,不如授权麦帅裁决来得便捷。军方也认为与其让各国直接任命法官,不如让麦帅在各国所提人选中任命更为有利。美国政府采纳了这些意见。1945年10月18日,国务卿贝纳尔斯将《美国关于逮捕、处治远东战犯的政策》一文分交各盟国,告之将在东京进行国际审判,请各国尽快提出参加人选,中、苏、英各5人,其他国家各3人[5]。12月28—29日,国务院向盟国送达备忘录。提出东京审判的规则和检察官、法官的任命属于盟军最高统帅的权限,请各国于1946年1月5日之前提出检察官、法官的人选[6]。盟国对尽快开始审判日本战犯早已达成共识,所以都迅速选派了法官、检察官。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林晓光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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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