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祜族舞蹈
多居住在山区,其舞蹈多具有山区生活特点。彝族打歌要唱出盘山绕水穿树林的过程,踏跳的动作相应的也包含此意;纳西族东巴跳的绶带鸟舞,表现绶带鸟用长尾巴从水中救起东巴教祖丁巴什罗的过程,实际是古代人们攀藤登山和溜索过江情景的反映。这些山地民族具有较多的鸟兽舞、狩猎舞,均与他们的历史、经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住在低热河谷亚热带雨林的傣族,有“水”舞、鱼舞、蛇舞、白象舞、马鹿舞、孔雀舞;住在平坝地区的农业民族白族有求雨舞、田家乐;住在山区的景颇族保留着勇猛剽悍的刀舞、梭镖舞、盾牌舞。总的来看,山地民族因为天气寒冷,加上狩猎需要,与火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常围火跳舞,形成氐羌族群较为突出的圆圈舞。火把节时有火把舞。傈僳族过刀杆节要“ 过火海”,在火堆中翻滚跳跃。阿细跳月的跑跳步,传说也和躲避山火有关。滨水而居的低热河谷民族同水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有泼水节,并由此产生了许多与水有关的舞蹈,如划船舞、鱼舞等。
西南各民族的舞蹈的特征往往还反映了各民族社会形态的时代特征,例如佤族的木鼓舞属于原始社会时期的舞蹈;景颇族的剽牛、跳目脑舞应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军事民主制)的舞蹈;铜鼓舞,是青铜乐舞,是奴隶主权势、财富的象征,因而是奴隶社会的舞蹈。如此种种,说明西南民族的节日舞蹈受制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环境,相应表现出不同的舞蹈种类、特征,在审美内涵上,从粗陋发展到精巧。在舞蹈律动特征上,从写实发展到抽象,舞蹈动作从简单重复发展到富于变化。
孔雀舞
芦笙乐舞是西南许多民族在节日中举行的活动,跨越了几个族系,形成西南民族节日期间最为盛大、壮观的群众性歌舞场面。芦笙作为歌舞的中心,或由芦笙手、笛手等在舞圈中吹奏领舞,或在队伍前引领。众人相和而歌、且歌且舞。芦笙舞由一人到数十人表演,或独奏或齐奏,鸣呜之声,震彻大地。芦笙特有的音调,对于烘托气氛起到了很大作用。芦笙音调作为一种全民族成员所共同熟悉的文化符号,既传达了全民族的感情,又是协调、指挥歌舞的信号,它能够使全民族沉浸在无我的集体无意识的情感宜泄中。
西南的芦笙乐舞由来已久。云南省祥云县大波那1号墓曾出土两件铜的芦笙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24号墓也出土两件铜芦笙壳。这四件文物均是战国时期的遗物。田铜芦笙是对竹制芦笙的仿制,据此推测,原形芦笙当更古老。祥云县和江川县这两个铜芦笙壳出土的地点相距甚远,足以反映出当时芦笙乐舞跨越地域之广。根据以上出土的铜芦笙并结合存世的开化铜鼓上有匏笙舞纹图案进行判断,其所反映的年代,当在两千多年前。
现今芦笙乐舞在苗族中最盛,次为仡佬族、侗族、彝族、白族、纳西族、拉祜族、佤族、傣族、傈僳族、布朗族、哈尼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德昂族等共16个民族。云南省内因民族、地域的不同,芦笙舞被分别称为跳歌、打歌、打跳、跳笙、罗作、踏歌、踩笙、踏笙塘等,其普遍的特点是笙、舞结合。没有芦笙就跳不成舞,吹响芦笙更不可能不起舞,吹奏者本人如此,众人更不用说。
历代文献史籍对西南民族“芦笙乐舞”的记载不绝于书,如彝族、白族:唐,樊绰《蛮书》记载:“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葫芦笙,或吹树叶。’《新唐书●. 南诏传》载:“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盏劝酾。”《南诏野史》载:“男吹芦笙,女弹口琴、口弦。”
歌舞作为西南民族节日中最重要的因子,其缘由不仅仅只因为它最富于群众性,最易于观察、感受到,更因为它较之于服饰、饮食、娱乐等因子更具黏附力。在一定程度上,服饰、饮食都赖于歌舞而生存、成形。可以说,西南民族过节日不像汉族那样注重吃、请、送礼,而是把欢乐的重心放在自身的情感的宣泄上。
布朗族舞蹈
譬如说服饰,如果没有热闹盛大的歌舞场面,姑娘们似乎不太可能穿着如此绚丽的节日盛装,就是赛装节上赛装的过程,也是贯穿在歌舞所造成的热烈气氛、舞蹈动作本身所形成的动态美感过程中,唯有歌舞,才能透过姑娘们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展示服饰所具有的形式美。赛装与选美的结合,实际上是服饰美、人体美(身段、容貌)同舞蹈律动美的结合。
西南民族的节日饮食并不是静止孤立地吃喝,而是寓歌舞于吃喝,寓吃喝于歌舞之中。这种奇妙的结合,导致西南民族过节时普遍喜爱野炊。如泸沽湖畔的“转山节”上, 各家女性家长率家人祭过“格姆女神”及家祖后,于跳舞的间隙,将随身携带的柴火、鸡、猪肉等摆开,边玩边吃,并且十分好客。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委实可以感受到西南民族节日歌舞中蕴涵的民族情感和审美心理意向。西南民族不愧是最贴近自然的民族,是最擅长于直抒胸臆、拥抱人生、表现自我的民族,因而也是最欢乐、最直率、生活得有滋有味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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