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裕敏：连写三篇“痛斥”文章，周德文“发飙了”！

经济学家周德文给人的印象一向是温文尔雅，待人平和，为人处世之道让人如沐春风。但这一次他竟然发飙了！是什么激怒了这位儒雅的学者？究其原因，原来是疫情中某些人的恶劣表现和种种不和谐元素，让他忍不住站出来痛斥。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从周德文的几篇文章中，可见他内心其实对于这个国家爱得深沉，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国志士。

下面就来看看周德文的“痛斥”系列三部曲：《经济学家周德文痛斥发国难财的不良商人》《痛斥了奸商，再痛斥不讲人话的人》《抗疫之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最大的敌人》都抨击了哪些人和不良现象。

在第一篇痛斥文章中，周德文首先向那些在疫情中趁火打劫、坐地起价、大发国难财的不良商人开炮，开篇便厉声喝道：“发国难财？商人，你血液里要流点道德的血液！”

他随即举出了几个案例：蛋壳公寓近日被曝强制要求房东免租1个月，与此同时租客却不能减免租金，并且欠付大量房东房租；有利用口罩等医疗物资紧缺来实施诈骗的不法分子，收钱不发货，拉黑玩消失，诈骗广大企业主和普通老百姓；也有坐地起价的投机倒把之人，大肆哄抬物价使口罩、测温枪、医用酒精等防疫物资价格翻了数倍；还有人在微信上兜售并不具备防疫作用的假冒伪劣口罩。截至2月18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疫情制售伪劣产品、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案件459起，抓获嫌疑人1084名，捣毁犯罪窝点473个，查扣涉案口罩2500余万只，涉案价值1.35亿元。

周德文发出对发国难财不良商人的强烈谴责，他说：“人民已经遭了一次天灾，决不能让人民再遭一次人祸，应该打击这些黑心商贩，对举报者予以重奖，重压之下让囤积的抗疫物资释放出来，满足当前民众所需，同时建议国家加大力度生产抗疫物质，优先支持复工复和企业所需，快速恢复经济。”

病毒可以治好，可人性的贪婪和丑陋却无药可救，危难见人心，利益见人性。鲁迅先生批判国人的某些劣根性，现代社会仍然存在，比如自私、狭隘、懒惰、巧滑，没有进取之心，爱用投机取巧的手段来谋取钱财。国难临头之时，有些人内心道德感缺失，利己主义思想充斥头脑，屡屡突破良知底线。

在第二篇“痛斥”系列文章《痛斥了奸商，再痛斥不讲人话的人》一文中，周德文简明扼要地亮明观点：“疫情肆虐下，学会讲真话，说人话！”针对武汉八名义士疫情爆发之初发出的预警被误判为“谣言”的乌龙事件，针对某些地方不讲真话对疫情数据漏报、瞒报，还有网络上出现的一些不当言论，再次发声痛斥。

周德文指出：我国在预警及“讲真话”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一味喜欢听好话，对“不实事求是”、对“不讲真话”的宽容、纵容的确甚于对疫情的警觉，结果是虽然灭了名为“谣言”实为“真话”的口，却放过了危害巨大无比的新型冠状病毒，进而才导致如今疫情得以这般肆虐的局面。这实际上就是目前社会的恶习：不讲真话、不赞成讲真话，导致的一系列极端化做法的代价！

国家需要敢于讲真话的勇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常年浸润在赞美、吹捧和美化的言论环境里，我们听到看到很多假象，真话听起来反倒刺耳。我们一定要跳出舒适圈，学会正视和正确面对那些不那么好听却直指要害的“真话”，那才是能救我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救命绳。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持初心和底线，讲真话，讲实话，不浮夸造作，不欺瞒作假。全社会要树立鼓励人们讲真话的良好风气，给予讲话者适当宽松的环境，不要过于抹杀言论自由，要收放得度，让大家敢于站出来讲真话。人们要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今后要建立起完善的言论审查机制，有舆情出现马上着手进行调查核实，启动预防机制。某些言论若事关重大，要立即得到高度重视，绝不能再当作谣言错误处理。

随后周德文又谈到要学会“讲人话”的问题，言语犀利对一些不文明现象展开抨击，痛斥那些在网络上发出不当言论的人，这些不当言论展现出一些人的轻浮无知和利己主义思想。现在自媒体发达，任何人都可以在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上留言、发声，有时候随便发一条留言或一句评论，甚至都没有经过大脑认真思考，或只是想以戏谑的语气来调侃一番。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注重自己的言论，如果一些不当言论被外媒转载或加以渲染，不仅会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甚至还可能成为国与国之间的不和谐音符。所以我想周德文才难掩内心的愤懑，高声呐喊：“大疫之下，请学会说人话。说人话未必能做好人事，但不说人话肯定做不来人事。做人应当有敬畏之心，开玩笑应当有底线。”——以此来警醒某些言论不当的网友。

第三篇文章《抗疫之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最大的敌人》则剑指抗疫过程中的某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周德文说：基层工作凡事要求“工作留痕”就是一种形式主义。

有些时候基层工作人员努力钻研如何做好表面文章，只想要工作台账做得好，工作记录文件多、资料多，有书面资料证明做了事，有据可查，能够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和通过考核便好，并不是真的在乎事情是不是做得好，有没有取得实际效果。追求形式主义是基层工作中存在的典型弊病，需要下大力气纠正这种不良之风。

周德文接下来又批评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抗疫过程中造成了一些尴尬且不利的局面，有些地方疫情防控存在“一刀切、层层加码”的严重问题。

比如有些地区对市民劝阻方式不到位，只能干着急、说狠话、使蛮力；某些基层疫情防范监管人员存在官僚主义思想，对人态度恶劣、恶语相向甚至辱骂动粗，某些地区防范手段又过激，譬如挖段公路、封路、封门等等，在基层造成许多粗暴、混乱、非法且无效的高压管制，最后管治效果很低效，甚至适得其反，造成更加尴尬且不利的局面。

又比如一些疫情并不严重的地区仍然沿用疫情初期的严格防疫方式，实行严格封闭式管理；一些疫情较轻的城市，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措施，只顾防范而忽略经济发展大局。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一味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导致经济发展基本停滞。为了确保零风险，可能要付出经济全面瘫痪的代价，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整个社会都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在复工复产方面，很多地方都采取复工审核方式，当地政府考虑疫情防控问题，严加限制，延迟开工时间，或者设置严苛的标准、繁杂的步骤，表表相接、层层施压，中小企业难以达标、开工无望。这种严防严控的审核方式，如果脱离科学实效的做法，容易演变成机械的“管卡压”，陷入形式主义的僵局。

针对企业复工遇到的诸多困难：比如防疫物资难以备齐、产业链难以协同复工、物流尚未完全恢复、外地员工难复工等问题，周德文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分级隔离，寻找防疫与复工的平衡点。建立在数据分析和科学论证基础上的分级隔离措施，才是当下更能在疫情防治和恢复秩序之间形成平衡的方案。

抗疫关键时期，经济学家周德文针砭时弊，三篇“痛斥”系列文章一气呵成——从痛斥发国难财的不良商人，到痛斥不讲真话、不讲人话之人，再到痛斥抗疫中的种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是建立在他多年对于中国经济及中小企业发展深耕厚植的基层之上，所以才能做到厚积薄发。这三篇文章看似周德文言语犀利、发飙痛斥，实则内心深处满怀对国家的大爱和国民经济的深切关怀。看得出来周德文是一位爱憎强烈、是非分明的正义之士，一名学者除了自身具备出类拔萃的专业能力，还有一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在危机时刻勇于站出来怒斥不良现象、不怕得罪人的勇气。

我想周德文写这几篇文章的初衷，不是为了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任何人，他借用手中的笔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抨击官场歪风邪气，只因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为了鼓舞中华儿女万众一心筑就一道防疫的钢铁长城，是为了在最困难的时刻让我们变得更加具有凝聚力从而顺利挺过这个寒冬。

一个人的呼声刚开始或许微弱，但随着浩然正气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很快便会具有星火燎原之势。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怀和勇气亮明态度，面对不道德、无底线的事情高声痛斥，站出来和种种不良现象作斗争，我们的国家也将变得更加和谐美好。（文/蒲裕敏 儒家经济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