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关文字工作者的自白（上）

——《感触“笔杆子”》前言

作者：董进智

《感触“笔杆子”》就要编好了，有点让人欣慰。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文集，而是一个“笔杆子”的自白，是用我的心血写出来的。

22年前，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杂志1999年第9期发表我当年8月26日在雅安地区党委系统文秘培训班上的讲课要点《从事文字工作的几点体会》，将题目改为《感触“笔杆子”》。当我拿到杂志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笔杆子”。

其实，之前同事、朋友、熟人已经把我看着“笔杆子”了，只是我自己不愿意承认。之所以不承认，绝不是我不愿意做“笔杆子”。从个人内心来讲，主要是因为，自己虽然从中学到大学作文成绩还不错，但语文基础知识却不是一般的差，从来划不清句子成分，半天说不出几个成语、典故来，遇到文言文就很伤脑筋，三五百字的材料也免不了写一两个错别字，一不小心又会犯下低级错误，简直不是一块做“笔杆子”的料，只是被迫每天与文字这玩意儿打交道罢了。自己的这些弱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问题是，这样的条件还能不能在庄严的党政机关做一名合格的“笔杆子”？我现在的回答是：能。

回过头去看，自己自1986年5月从原中南财经大学调到原雅安地委政研室，就开始了一个机关“笔杆子”的职业生涯，直到2012年2月从原四川省委农工委的综合处轮岗到新农村建设指导协调处。事实上，到了新的业务处，我又和处里同事一起，把新农村建设方面的各类文稿全都包揽了下来，并且我自己还打了主力。直到今天，就要办理退休手续了，还习惯性地写写画画。今年一开年，我又完成了《乡村振兴探索典型案例·明月村》的撰写，还在《乡村振兴》杂志2022年第2期发表了《记住乡愁与乡村振兴》、在《农村工作通讯》2022年第3期发表了《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以四川省映秀镇、战旗村、三河村为例》，四川省委农办《三农要情》2022年第4期也全文印发了我的调研报告《乡村振兴几个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我想，这样的习惯很可能会延续十年八年。如果要我现在就停下笔来，我一定会感到缺了点什么，或许动笔同看书一样，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总体来看，我的文字工作还是过得去的，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记得我调省直机关的时候，刚报到就参与一个关于现代农业的专题报告的撰写。可能是要考验考验我，让我独立完成比较难的一个部分。幸运的是，集体修改的时候，我写的部分差不多每次都得到肯定和表扬。因为顺利过关，后来的几次修改都免我参加。从那时起，我就在四川省新农村建设规划、省委一号文件、省委重大课题研究、省委农村工作会议讲话等许多重要文稿的起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还两次参与四川省党代会报告的起草。所以，我经常在座谈会、培训班等场合，现身说法，告诉那些来自机关的、基层的年轻朋友：“笔杆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人都可以做“笔杆子”，前提是干一行爱一行。

与作家、理论工作者不同，机关“笔杆子”天生是为别人做嫁衣裳的。草拟的各种文件单位发了，撰写的领导讲话稿别人念了，没人知道是谁写的，只能默默无闻地甘做幕后英雄。只要不转行、不转岗，每天，常常包括节假日，“笔杆子”都会整天整天的待在办公室里，趴在办公桌上，要么一笔一划的写，要么在键盘上不停地敲打。白天干不完的，晚上接着干，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通宵达旦自然是免不了的事。有一年我就在办公室熬了30来个通宵，其中一次是连熬了48个小时，而且熬了通宵之后还没有你休息的时间。就这样，写了一辈子稿子，看着一个个意见、一份份报告、一篇篇讲话从自己手里交出去，往往除了普通公文的拟稿笺上会留下的拟稿人“某某某”外，很少能见到自己的名字。1991年到2013年是我精力最旺盛、文字工作量最大的20多年，我撰写、修改、编辑过大量的内部信息、督查通报、工作方案、调研报告、发展规划、实施方案、指导意见、领导讲话、理论文章等等。目前常用的十五种法定公文，除了“命令（令）”以外，其余的我都起草或参与起草过。一年的文字工作量，少说也有四五十万字。写得最多的，要算讲话稿了。26年前的一个冬天，我正在雅安地委党校学习。有一天下午要我回去修改即将召开的地委经济工作会议讲话，是某委一把手写的。我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看完之后，思考一阵便从头开始，推倒重来。因为第三天就要开会，所以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到第二天下午，交了一个全新的稿子。中间还有一个插曲。那是我第一次在会议室开着空调写，半夜上卫生间顺手把隐藏在天花板的几个电风扇全打开了，得了个重感冒。恰恰是那20多年，我个人的署名文章，主要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掐指一算，平均每年还不到一篇。

为别人做嫁衣裳，不等于不要自己的独立思考、独到见解。在笔耕近40年的人生历程中，我注意到机关“笔杆子”有不同的类型。比如，有的人一辈子习惯于剪刀加浆糊，常常把别人的观点和材料拿过来，编过来又编过去，成为一种机械性的文字组合工具，鲜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当然也不是没有半点思考，组合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考过程，只是这样的思考难以形成自己的观点；有的人则着眼于研究问题，只要时间允许，一接手任务就会下功夫去做一次专题调研，或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或找相关人员座谈讨论，还会去翻一翻经典文献、专业书籍、相关报刊，然后抓紧时间把问题研究清楚并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再把研究成果转化成相关文稿，或意见、或报告、或讲话稿。严格说来，前者只是机关里面初级的文字工具，难以独当一面；后者才是名副其实的机关“笔杆子”，成为一个单位的得力干将。我们经常听说很多单位缺“笔杆子”，缺的不是剪刀加浆糊的文字工作者，缺的正是能写出有观点、能管用的好文章的这一类“笔杆子”。因为机关里面写的主要是公文，而公文是用来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其起草过程往往是研究工作的过程。只有站在一定的高度，弄清楚问题的症结及来龙去脉，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才有它的价值。几年前，曾经看到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出台的一份关于支持脱贫攻坚的文件，印象只有七八条，约800字，写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我一看见就兴奋了起来，马上发到微信朋友圈，并且专门写了一段评论。后来，听说那份文件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表扬。相反，那些“看上去很有水平、看上去很扎实、看上去很美”的文字，不管出自谁的手，也不管怎样精雕细琢，都会变成一堆堆废纸，被扔进垃圾桶。

不谦虚地说，我基本上属于后者。我写的稿子，特别是讲话稿、工作报告、指导意见之类的综合文稿，绝大多数都能顺利通过，而且还获得过不少肯定、好评。这正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和多年积累之上的，虽谈不上什么完美，却多少有点儿新意。熟悉我工作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在接到重要文稿起草任务时，一般不会马上提笔，而是先做三件事，一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该写些什么，二是迅速查阅相关资料，三是下功夫开展专题调研。通常在调研结束的时候，稿子就有眉目了，有时调研一结束初稿就可以抛出去了。比如，1995年的某一天，原雅安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什么时候准备开一个开发农业工作会，要我准备一下。我回办公室想了想，再把多年积累的卡片、剪报翻一遍。第二天就带上几本书，一个人赶班车到基层去调研。一个多月后便把一个讲话稿送到领导手里，领导看过之后对我说，内容很好，语言也符合他的风格。又比如，2004年，我负责起草雅安市委、市政府《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振兴雅安工业的意见》，两个月时间跑了几个区县、若干企业，开了好几次座谈会，中途还专程到成都西南书城买了《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等一批专业书籍。经过充分研究，我写成3500字的征求意见稿，市委主要领导批示：“整体结构好，政策实，文字简洁。”后来我发现，凡是通过调查研究，把问题搞实、把方向搞明、把规律搞懂、把底线搞清、把对策搞准，写的时候又有正确而鲜明的观点、典型而生动的事例、简洁而明快的文字，并且还适应领导的个人风格，这样的文稿，十有八九都会讨人喜欢。我调省直部门工作不久，起草的一个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见，也是按照我一贯的方法完成的，也只有4000来字，还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

作者简介：董进智，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智库专家，四川省农科院天府农科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1984年毕业于四川财经学院。先后在中南财经大学、雅安市委机关、四川省委农工委、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工作。近十年在《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农村工作通讯》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稿100多篇，出版专著《艺术化，乡村的未来》《诗意乡村，新时代的乡村艺术化》，参与撰写专著5部，获四川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全国党刊优秀稿件一等奖1项，四川省新闻奖评论类一等奖1项、文字系列报道类三等奖1项，四川省干部培训好课程奖2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