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智库的战略构想

作者：梅刚

4月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造访中国。费尔普斯在中国发布了他的研究课题，还宣布了他的新身份——新华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

作为中国第一家由民间慈善基金出资成立的研究机构，新华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无疑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模式开创了一条新路。

无独有偶，4月11日，粤港澳文化合作专业委员会也在广东成立，这意味着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又多了一支生力军，深化粤港澳文化领域合作又多了一个民间智库。

智库公变私

民间智库的发展模式一度是公众关注的话题。上述提到的新华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则是一家新成立的民间研究机构，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其性质是一家民间智库。

虽然出身民间，但这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却囊括了包括诺奖得主、美国前白宫经济顾问在内，以及来自国内外一流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

据了解，该院首批研究课题涉及家族企业传承、能源经济与低碳等内容，重点研究中国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和新能源经济领域。按照研究院设立初衷，将围绕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与商业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展开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务实有效的方案。

中国民间智库专家高连奎认为，民间智库是调整一个国家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反映民间意见、补充完善政府决策的重要保障。同时，征求社会各阶层专业人士的意见，以组织化形式体现出来的民间智库，无疑是重要来源之一。因此，促进民间智库发展，有益于政府政策的科学决策。

早在2009年，10多位佛山民间精英和网络名人齐聚一堂，激论民间智慧作用及佛山突围之道。据悉，该智库是100位民间思想者发起的民间组织，目的是整合珠三角的民间力量，使之成为南方民间思想的集散地。

统计显示，截至2008年，中国有各类研究机构2500多家，这个数字甚至高于美国。有学者表示，目前国内民间智库并不发达，但已形成庞大的智库体系。

在知名智库专家杨恒均看来，民间智库是中国的说法，在西方几乎所有的智库，都是民间的。官方办智库充其量是解读政策。

杨恒均在美国华盛顿智库工作时就注意到，每当有中国领导人到访美国的时候，美国总统总会亲自召一些智库专家进入白宫。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政府竟然在重要决策上都会听取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智库的意见，甚至在一些他们认为很有把握的决策上，也会花一笔钱去请独立智库弄出一个报告来，来佐证他们的计划，或者听听独立智库唱的“反调”。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民间智库，有识之士可以借用网络资源的知识与智慧，为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出谋划策。”杨恒均说，政府应借鉴台湾经验，鼓励与支持民间智库，借助民间智囊的建言献策，弥补政府决策的不足与缺陷。

中国智库的尴尬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认为，民间智库是反映民间意见、补充完善政府决策的重要保障。　

高连奎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末，有学者建立起非官方的民营研究机构。其中，最早成立的民营研究所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

之后，民间智库出现了一个活跃期。如2002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与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等人成立了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两年后移至北京，更名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

与此同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和北京视野经济研究中心等都先后成立或注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说，与官方智库产生的重要影响相比，无论在资金、政策、渠道等方面，民间智库的发展步伐都显得比较缓慢。

民间智库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政策制约及其身份问题。根据目前的政策，一些民间机构只能以企业的形式注册。其次，中国一直没有形成公共基金的力量，来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

另外，民间智库很难得到能支撑其研究的各种重要信息。

在高连奎看来，从民间智库来看，除了要给予合法的地位、保障其正常活动之外，还要畅通其研究成果的发表渠道。在这方面，除了组织研讨会以外，也应建立民间智库与政府间的对话机制。

建立国家战略机制

高连奎说：“民间智库与政府机构，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效对话机制。政府应考虑成立这样一个部门，即负责与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教授建立一种长效的‘对话’机制，从而提出方案、解决问题、找到应对策略。”

就在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最著名的智库之一兰德公司，两家著名智库领导人在北京握手。此后，中国将成立高级别智库的消息受到舆论广泛关注。

有资料显示，中国研究机构为2500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但从公众的感受来看，这些智者所发挥的作用似乎同社会的期待还有相当距离。

“至于一些民间智库，相对于官方智库独立性更强，但为了维持运转，大多也接受企业和财团资助，因此，一些民间智库在发表观点时，也往往不能做到特立独行。”高连奎说。

因此，现有智库之所以难以在经济预测等事关国际民生的重大事件上作出准确预判，提供更有价值的智力支持，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智库独立性的缺乏。

按照高连奎的观点，智库是研究战略的，政府是负责执行的，但是战略上的并不能马上就执行，还需要论证，需要试验，需要完善补充，也就是专门需要一个机构负责战略系统与执行系统的衔接问题，这也是国家战略委员会的意义所在。

“国家可以每年制定一些课题，交给某个课题组，因为课题组光靠几个人的智慧是搞不定的，必须靠公共智慧。”高连奎说。

此外，研究西方智库的动向，也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战略以及对外工业的一部分。一些机构利用智库来影响舆论操纵民意，在西方已经玩得出神入化，而这套游戏在中国也快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