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孙华认为,和30多年前的发掘相比,此次发掘不再仅仅满足于静态意义上的文物,而是利用种种技术手段和理论模型,动态复原埋藏过程,从而能够对祭祀区的空间格局有清晰了解。
加深对成都平原与其周边文化关系的认知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认为,这次新发现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有助于解决学界对三星堆文化以及“祭祀坑”性质、文化内涵、断代研究等关键性的问题。
此次发掘中,3号坑出土了眼部有彩绘的铜头像、巨大的青铜面具、顶尊跪坐人像、青铜神树等青铜器,尤其引人注目。此次还出土了百余根象牙,其中一部分被火烧过,多数与青铜器、玉器一起埋葬。
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周暘介绍,考古团队在4号坑的灰烬层面和3号坑的青铜器表面都发现了丝绸的遗迹,“最高级的丝绸用于祭祀,此次在三星堆‘祭祀坑’里发现丝绸,说明丝绸一开始并非用于制作日常衣物,而是用在隆重场合。出土的青铜神树上面有桑树,青铜兵器上可以看到蚕纹,一些青铜壶上也有采桑图,这一切都支持了在三星堆发现丝绸的合理性。”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施劲松说:“一个遗址的祭祀区不是孤立存在的,生产这些器物的作坊在哪,器物在掩埋前是否正常使用,资源与技术是如何掌握的……此次新发现的器物坑,使我们有可能对整片区域的相关研究重新思考。”
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是青铜器研究专家,他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体现了三个层面的文化。一是以青铜面具、青铜神树为代表的本地特征;二是以玉戈、牙璋等为代表的夏商文化的影响;三是三星堆在吸收中原青铜技术的同时进行自我创新,比如器形是中原的尊、罍,但风格装饰明显与长江中下游有密切联系。文化上的认同可以突破距离的限制,文化传播、交流的路线需要进一步研究。”
这些年,考古学家一直在对三星堆城址、墓葬进行勘探,找到了比三星堆文化更早的桂圆桥文化和宝墩文化,也找到了晚于三星堆的十二桥文化,建立起这片区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漫长岁月的文化序列。
本报记者 杨雪梅 王明峰 宋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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