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改革开放之初,伟人大手一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果然就有一批人先富了起来。问题也就来了。没富之前,大家都穷得叮当响,所以,完全可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盖因路上没啥可捡的,家里也没啥可偷的。可现在不一样了。家有余粮,心里反而有点慌了。“穷怕亲戚富怕偷”,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呢?
浙江省台州市就有一个先富起来的村庄。该村人均收入超过2万元,60%村民住别墅,40%的村民买了车,60岁以上的老人全部有养老保险。但是,这个先富起来的村庄经常遭到小偷“光顾”。有的人家几年间被偷了十四五次,甚至有一天晚上,村里73户人家有7家进了小偷。为了谢绝“梁上君子”光临,该村76户村民索性集资修了一道城墙,将村子“围”起来。城门上安装了磁卡门锁,村民刷卡进出。防盗的效果似乎还不错。村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一个月来无一盗窃案发生。”
岂止浙江的这个小村庄。这些年来,北京、广州、东莞等地,纷纷推行村庄“封闭式社区管理”,用围墙把整个村庄都隔离起来。外来流动人口要想进出,必须得出示良民证,哦,不,暂住证(居住证)。更普遍的是,城市里的“高档小区”、“至尊别墅”大都有多重防盗设施:小区有围墙,门口有保安,楼下有门禁,再加上无处不在的摄像头、24小时巡逻的保安。顺便说一句,虽然不时有粗心的业主被保安拦在小区外,导致有家不能回的尴尬事儿,但人们买房时,还是愿意在这种跟监狱差不了多少的小区居住。这说明当个人权利与人身安全发生某种冲突时,人们还是会做出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上面这些事例告诉我们,生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穷人没有尊严,富人呢,富人没有安全感。所以,富人们一边生活在高墙之内,一边加紧往国外移民。《经济观察报》曾经报道过一个叫老李的富人。老李依靠建筑业白手起家,资产达3亿以上。这位前包工头先富起来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自己的家庭(夫妇俩和两个儿子)全部移民到了加拿大。“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老李说出了相当一部分移民富翁的心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富人比穷人更担忧贫富差距的问题。
比较而言,美国、欧洲的富人阶层比中国多得多,但欧美没有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防盗墙。他们的富人与穷人混居在一起,彼此相安无事。欧美太远,说说近邻日本吧。三年前,我曾经在广州一家日本公司做事。日本老板很有钱,经常请职员出去吃昂贵的日本料理。也包括几位日本职员。经过较长时间的接触,我发觉这几位日本职员对老板并更没有表现出格外的媚态,当然,在背地里也没有显示出嫉妒之类的情绪。总之,很淡定。我问其中一个,老板这么有钱,你不嫉妒吗?他回答,这有什么呢?只要我努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跟他一样的有钱人。这事儿给我很大的震动。
就眼前而言,先富起来的人可以造防盗墙来寻找安全感,但以长远计,此路不通。想想看,当防盗墙外面的穷人正奔波在温饱线上时,你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地在墙内享受满汉全席?只有当每一个穷人都有通过自身努力变成富人的机会,这个社会才堪称健康;只有当每一个穷人都拥有这样的梦想时,富人才会有安全感。这样的机会和梦想,我们不妨从现在开始就悉心打造、认真呵护,不要等到火山爆发的前一夜才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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