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剑：“五一”消费热不是报复性增长，而是恢复性增长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各地景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拥挤景象，这被视为中国经济开年以来火热表现的缩影。

但是在火热的表现背后，隐忧依然存在，最主要的体现便是4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制造业PMI数据，在已经连续3个月位于荣枯线上方之后，4月再度回落到49.2％，低于临界点。特别是新订单指数为48.8％，比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回落。

究竟该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经济恢复性增长的态势？又该如何实现恢复和扩大需求？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

中国新闻周刊：4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你认为支撑开年经济增长超预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苏剑：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消费恢复比较快，1~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8％，3月增速更是达到10.6％。二是去年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受制于疫情并未完全发挥效果，今年这些政策的效果逐步释放。特别是财政政策支撑力度较大，主要体现在基建投资，一批项目在今年集中开工建设。一季度基建投资增速达到8.8％，延续去年年底以来的高增速。

中国新闻周刊：自2021年年底提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做出“三重压力”得到缓解的判断。你认为这样相对乐观的判断会如何影响宏观政策取向，会否从“靠前协同发力”的位置后撤？

苏剑：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确实能够支撑“三重压力”得到缓解的判断，但是目前经济仍在恢复过程中，仍然没有恢复到正常轨道，因此相对乐观的判断只是基于恢复的速度快于预期。基于这一判断，未来宏观政策扩张的力度可能有所调整，但是在经济恢复到正常轨道，特别是内生动力没有明显形成之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偏向扩张的方向不会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运行好转的判断是“主要是恢复性的”，该如何理解这一定性？

苏剑：判断经济运行好转是否属于恢复性，首先需要确立基准，也就是中国经济当下的潜在增长率，其次再用现状与这一基准进行比较，是在基准之上还是之下？是否正在趋近基准？所谓报复性增长就是明显超出基准，而决策层做出恢复性增长的判断显然是当下的经济增速尚未达到潜在增长率。

目前作为基准的潜在增长率仍在参考疫情前的水平，比如文化和旅游部会发布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收入相比2019年同期的增幅，仅为0.66％，显著低于疫情前旅游收入增幅。因此“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并非报复性增长，而是典型的恢复性增长。

但目前难以确定经历三年疫情冲击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各种观点莫衷一是，有观点认为仍然保持在5％以上，也有观点认为已经下滑至5％以下。疫情三年，确实让很多人调低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基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而非短期的，主要表现在对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的冲击，信心下降必然导致投资减少，而投资减少必然带来生产能力增速下滑，最终自然影响潜在增长率。

担忧通缩的根源在于内生动力不足

中国新闻周刊：外界普遍认为，“恢复性动力”和较低的基数仍将推动二季度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但是对于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存在一些疑问，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苏剑：经济恢复可持续性面临的压力肯定会持续存在，根源在于当前信心明显不足，也就是“内生动力还不强”。所谓内生动力的主要体现便是消费意愿，以及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所带来的需求增长。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所带来的需求同样是动力，但更多属于外生动力，不可持续。

一季度民间投资仅增长0.6％，在内生动力还不强的情况下，伴随此前因疫情原因积压的需求逐步释放完毕，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自然面临压力。当然，积压的需求更多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需求，即餐饮、旅游等接触型服务业需求，尚未被完全释放，比如“五一”假期旅游收入仅实现微增，但是出游人次大幅增长，很多景区的门票售空，意味着这类需求还没有被释放完毕。从这个角度来看，恢复性动力依然存在，尚未到明显转弱的那一步。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消费的恢复更多体现在餐饮、旅游等接触型服务业之上，电子产品、汽车等耐用品消费数据较为低迷，以致消费恢复并未明显传导至宏观经济的其他领域，4月统计局制造业PMI数据再度落至荣枯线下方。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恢复过程中服务业与制造业出现的分化？

苏剑：所有投资需求都是消费需求衍生而来，制造业企业也不例外，正是因为市场对于产品有需求，企业才会投资生产，因此制造业的恢复归根结底也有赖于消费需求的扩张。

目前经济恢复的结构性分化十分明显。餐饮、旅游等接触型服务业看似恢复较快，其实是因其启动恢复较晚。如前所述，这部分消费需求受疫情抑制最为明显，因此在去年年底防疫政策调整后才逐步恢复。相比之前，一些耐用品消费连带其背后的制造业其实恢复起步较早，最典型的便是去年汽车消费在中央、地方一系列刺激政策的加持下表现较好，甚至已经透支部分未来的需求。因此，恢复启动时点的落差也导致了当下的结构性分化。

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减弱，

自然影响当下的消费意愿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接下来的宏观政策中消费刺激政策会否是一个重点？

苏剑：消费是总需求中最大的一部分，此前中央层面出台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不多，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后，预计会密集出台消费刺激政策，比如近期被频频提起的“新能源汽车下乡”。但是刺激消费的难度较大，如果短期内稳增长压力较大，也不排除在财政、货币政策层面进一步发力，甚至可能进一步降息。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当前消费低迷的根源是什么？

苏剑：首先是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而且人口老龄化加重，老年人的消费意愿比较低。人口因素可能是长期影响中国消费的最关键因素。其次是疫情三年的影响，近年法拍房数量迅速增长，从一个侧面证明一些个人、家庭已经濒临破产。最后是信心不足，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减弱，自然影响当下的消费意愿。一言以蔽之，一些人已经没有能力花钱，而有能力花钱的人又缺乏信心。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很多人都在质疑刺激消费政策的有效性，认为消费无法被“刺激”，你刚才也提到刺激消费难度较大，你认为当下刺激消费有哪些路径可以选择？

苏剑：首先，鼓励生育政策将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短期来看，婴幼儿所能拉动的消费甚至甚于成年人，长期来看，“老龄化、少子化”也逐步成为制约需求的主要因素，因此鼓励生育政策可以一举多得。其次，还是要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做文章，而收入提高的关键在于稳增长，主要的发力点是稳外贸和稳投资，因此又回到前面的话题，其实企业的投资信心与居民的消费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再次，从长期来看，居民的消费信心与社保体系的完善程度等问题相关，但这并非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刺激消费，除去发放消费券等更直接的刺激消费政策之外，短期内可能更多依靠鼓励生育政策和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发力。

中国新闻周刊：谈及居民消费信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就业情况相联系，从去年以来，就业，特别是年轻人就业问题一直承受压力，今年以来虽有改善，但似乎不及预期，如何更有效地改善就业情况？

苏剑：就业问题是短期因素与长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长期因素来看，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最显著的便是农民工占比下降，大学生占比上升，但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慢于劳动力结构调整的速度，导致年轻人失业问题凸显。从短期因素来看，疫情三年整体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率，导致招聘需求下滑。一季度经济已经实现超预期增长，但对于就业改善效果尚未显现，年轻人调查失业率依然近20％，可能需要一两个月的传导时间。不过，解决就业问题最根本的路径还是依靠稳增长，其他任何举措的有效性都不及经济增长本身。

本文由成都市府南河(锦江)综合整治倡导者、成都黄龙溪古镇旅游综合开发第一人、黄龙溪得舍禅意酒店董事长李勇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