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晨灏《与沈宏胜交流古代文化,现代文化变异问题》一文的重要回复
两位老师的观点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深度,我深表钦佩,咱们中华民族的近代或现代文化,在我个人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华文化,与之前的传统文化,与五四前后的文化形态,应该有所不同,有所区别。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华文化近代文化,严格来说,仅仅是新旧文化交替的初级或元年之类的中华近代文化概念。而五四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形态的主要矛盾实际上还是停留在一个观念并不是十分清晰的形态,文化上的改良主义,文化上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内部的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并且还夹杂着文化与文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交汇及交锋等碰撞。而另外一个关于中华文化的特殊进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民国文化原胚。
而这个民国文化与传统文化相比之下,呈现的更是小资文化形态。但是,这种文化形态的寿命仅仅是昙花一现,前后不足二十年的时间。民国文化到底是不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有什么割裂及其对立统一之处,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属于空白。而这个空白的出现是十分遗憾的,因为他的空白,至今仍然使中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个严峻的断层。
而这个断层存在的不良后果是,我们只能将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与五四前后左右初期的文化形态合并起来,而忽略了从民国文化(大约起步时间为1922年左右)。从年份上来说,他与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基本处在同一个时期。而在这个时期的民国文化也十分纠集。因为民国文化在表现出新文化形态的时候,还特别注重与强调儒家思想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于,民国文化对于旧文化的不彻底性是不是就是指这个方面还有待商榷。
尤其是在民国文化的意识形态中,儒家思想是民族精神的依托。因此,这个矛盾很特殊化。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儒家思想是守旧的象征,它与文化的维新是对立的。因此,请黄老师在研究关于古代文化,现代文化变异问题的时候,这个特殊的因素一定要考虑进去。
人民网强国论坛 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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