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文：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三）

为什么？因为那时人们的思想僵化，观念也非常陈旧，遇事总要问姓“资”还是姓“社”，如果认定姓“资”，那就要否定和批判。这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是1962年的7月，党内多次开会讨论农业问题。在谈到农村当时出现的新生产形式——“包产到户”时，邓小平认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并引用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党内先进的主张，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邓小平的最有力“证据”，被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冠以“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首先提出的就是改革要冲破思想的“牢笼”——“解放思想”，同时要“实事求是，向前看”。只有思想得以解放，才能接受新事物，大胆去尝试，我们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才会发展空间越来越大。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开始走上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之路。我们开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探索农村包产到户、探索民营经济。虽然这个过程依旧不是一帆风顺。因为总有一部分人思想守旧，不但自己裹步不前，还对一些胆大敢为的私营企业主进行阻挠、围攻，甚至围剿。

比如“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就胆量过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把炒瓜子的小作坊从几个人发展成上百人工厂。这本来是个好事，但就有些人冒出来说：马克思说过雇工超过8人就算剥削，就是资本主义，并提出我们社会主义怎么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这事最后一直报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很智慧，他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就说“看两年再说”，并表示“先不要动他”。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要争论，让他大胆去闯。毕竟我们的改革是行进在没有前人给出经验的路上，加上那时的政府对经济的驾驭能力也没有现在这么娴熟，因此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从实践中摸索经验、摸索规律。

“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也是中国式的改革智慧。随着试水者的“大胆尝试”，民营经济在稳定就业、增加税收和推进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也逐渐体现，这让人们对民营经济的看法开始转变，思想也逐渐脱离了狭隘的“剥削”层面。而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支持态度则更加坚定，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与引导发展”。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民营经济暨温州模式研究专家、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创会会长、终身荣誉会长、上海中和正道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