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德文的使命和担当（1）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们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成果，赶上这个时代，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周德文接受采访时满怀激动地说。

尽管一句温州话都不会说，但周德文依然被认为是最“懂”温州的人,自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温州，他的人生便与这座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城市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三十几年的深入研究，让他常常被冠以“温州师爷”、“温州代言人”等雅号，其名声之大，乃至于总理李克强在考察调研温州时，都点名要他参与座谈或调研。

他的“接地气”，不仅仅源于他与他所深入研究的温州民营企业一样都来自于“草根”，更在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浸润在民营经济的“第一线”，以最为近距离的姿态，观察着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举一动，无论乱云飞渡，抑或气象万千。
“温州模式”的积极探索者

1983年．大学毕业之初的周德文被分配到温州工作，那时的温州，远不是如今的样貌。仅仅一年之前，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里程碑式烙印的“八大王”事件轰动了全国，温州也因此一下子跃入了不少关心经济的人的视野。人们突然发现这座曾经默默无闻、隅据东海的小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生长出了一片生命力非常顽强的“离离野草”。究竟该如何对待这些“野草”？面对这个关系到如何为民间自发的经济行为及组织定性的问题，社会上几派各执己见的声音“争”得不可开交。

更让周德文觉得“赶上了”的，是他来到温州不到一年，温州大学开始筹建。作为13个最早的筹建者之一，他成为了温州大学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系最早的一批讲师。站在三尺讲台之上，他不仅尽心竭力地教书育人，也教学相长地夯实了自身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年轻而理想丰盈的他，对研究温州经济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热情。

“那时候，我成立了一个青年经济研究会，这个研究会里当时都是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面对民营企业这个新生事物，大家都是既好奇又兴奋。所以他们一到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自发地走街串巷地去企业、乡村做田野调查。”周德文回忆道，那时候温州看起来还是很贫穷落后的，大街小巷里有许多清末民初的建筑，两层木质结构的小楼，城区里六七层的楼在当时看起来简直就是摩天大厦一般。

穿行在这些古旧的小楼之间，周德文看到不少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这些小作坊便是后来“温州模式”最初的雏形。这四个字虽然不是周德文提出来的，但关于这种模式的许多基础性研究工作都是他与当时同在研究会的小伙伴们一起完成的。这些基础性的研究为社会各界探究“温州模式”提供了最生动最基础的材料及切入口。

而随着这种走街串巷式的田野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系统，周德文感觉到似乎有着一股新的力量在召唤着他，让他迫切地想从观察者、研究者，转变为全然置身其中的参与者、实践者。1993年，在席卷全国的“下海热”中，已经在温州大学从事了近十多年教学研究工作的周德文也顺势辞职了。

辞职后，周德文与他的高龄学生——当时的温州电器大王郑元忠一起创办了庄吉集团的前身温州威丽斯服装有限公司，出任首任董事、总经理。随后，他又在浙江巨龙集团做了几年的职业经理人。在这两家集团近十年的从业经历，让周德文深入温州民营企业的内部去感受中小企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也积累了企业管理的一手经验教训，这一切都让他对温州、对民营经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爱之深 关之切

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有一句著名的论断“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几种基于当地不同情形而形成的经济模式突显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以特区经济外贸加工为特征的“珠江模式”，以集体经济乡镇企业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以及以源于民间自发经营为特征的“温州模式”。

在周德文眼中，所谓“温州模式”最大的特征便是草根性。“那些如今赫赫有名的温州企业家，比如南存辉、胡成中、高天乐、郑元豹等都是出身于草根，并且在创业的早期野蛮生长。”而这种草根性也决定了“温州模式”的命运与格局。

周德文,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民营经济暨温州模式研究专家、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创会会长、终身荣誉会长、上海中和正道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