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文又发声：抗疫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死人！

2020年3月3日，著名经济学家周德文又在儒家经济文化网刊发文章《周德文抗疫反思文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最大的敌人（1）（2）（3）（4）（5）》。我读后颇有感触。

可以这么说，周德文教授的这篇文章，把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与祸害都讲了个明明白白。

我们先来看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怎么错失疫情警报的。

在1月11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武汉卫健委的诊断标准采用了国家第一批专家组的诊断条件：

1.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

2.有发烧症状3.病毒基因组测序 。

有医生表示，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这样很容易漏掉真实的病人。这个标准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了，武汉不少医院先后出现大量疑似病人，但大部分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按照当时制定的收治标准，很多医院未按“不明原因肺炎”上报这些病例，大部分患者被拦在了病房外，他们只能回到家中，或者去医院之外的其他地方，成为众多“移动的感染源”。

直到1月16日国家卫健委制定新型肺炎诊疗方案，把一些标准修改，比如不再要求病人有华南市场接触史，而是武汉旅游史等等，之前当地的诊疗标准才废止，这时疑似病例才开始多了起来。

我们的疫情大爆发是耽误出来的啊。

而随着党中央对湖北武汉换将换帅，湖北武汉工作作风大变，2 月 12 日 0 时 - 24 时，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4840 例。湖北率先实行了诊断标准的变化，加入了临床诊断病例，即临床医生可以依据病人的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体征、CT影像做出综合的临床诊断。突增的数据，并不意味着湖北的疫情一夜之间变得更严峻了，而是数据变得更真实了。

周德文还提到广为人知的疫情论文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自疫情暴发至1月底，中国学者已有十多篇论文或者相关文章发表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表示：“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科研成果是一流的，很短的时间内在很多知名杂志发表了文章，但是根据这些发表的数据信息，有很多完全可以在疫情暴发初期就用来指导这次新发传染病的控制。有些非常重要的数据，仅仅是在英文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在国内并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开，也没有及时地应用在扑灭暴发流行的整个过程中。”

以至于1月29日，科技部官网发布称，科技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有关攻关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勇挑重担、敢于担当，把研究精力全部投入到各项攻关任务上来，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

这是另一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体现形式。那些疾控专家华而不实，重名重利，贻误疫情防控战机。教训深刻。

甚至就在疫情防控的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时有发生。比如凡事要求“工作留痕”， 本身就是一种形式主义。他举例湖北2月29日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向窑村一组村民14户22人，误食镇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的二氧化氯环境消毒片（俗称“泡腾片”） 还被要求拍照留痕。

还有，基层许多粗暴、混乱、过激、非法且无效的高压管制（譬如封路、封门），最后管治效果也很低效，甚至适得其反，造成更加尴尬且不利的局面。还是形式主义在作祟。才有“一家人在家打麻将被疫情防控人员打砸”的影响极坏的事情发生。

目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第二阶段。即全国除了湖北武汉外，其他地区一方面防疫情，一方面复工复产。这就要求各基层采取灵活有效的防控措施，保障各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经验活动，但疫情防控存在“一刀切、层层加码”的形式主义严重问题，令人焦虑。

一方面，当前一些疫情并不严重的地方仍然沿用疫情初期的严格防疫方式，实行严格封闭式管理，另一方面，一些疫情较轻的城市，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措施，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经济发展基本停滞。

很多地方都采取复工审核方式，当地政府考虑疫情防控问题，严加限制，延迟开工时间，或者设置严苛的标准、繁杂的步骤，表表相接、层层施压，中小企业难以达标、开工无望。这种严防严控的审核方式，如果脱离科学实效的做法，容易演变成机械的“管卡压”，陷入形式主义的僵局。

部分地区政策诚意不足，个别基层政府以经济贡献为绝对标准设置复工门槛，或以申请材料未通过等方式拖延企业复工，借此卡掉“质量不高”的小微企业。有创业孵化机构表示，大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高端人才的企业以及产值高的规模企业处于复工的优先级，中小企业则很难复工。

这种形式主义局面不打破，复工复产很难推动。对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乃至防控疫情都是非常不利。

作者：刘庆华 网络媒体时事政治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