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生公司的发展基础,是与农户家庭经济理性的结合。大生公司的经营模式是“公司+农户”,这种经营模式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纱厂与小农家织直接合作;二是把土地整理之后租给棉农作为垦殖基地。这种模式就把农业领域中的原料生产和纺织工业领域中的产业链经营方式有机结合在一起。
其次,这种产业结构保证了大生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农业没有独立出去,而是向工业提供原料和劳动力,发掘了当地农业的价值;农户传统“男耕女织”的土布纺织业保留下来,张謇的纱厂成为适合农户织布的中间平台。纱厂原材料的棉花是在自己的垦殖公司生产,纱线加工是在自己的工厂进行,后期的成布则是当地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纺织。
大生在南通范围内完成产业链整合,一方面极大节约了生产成本。此外,其他诸如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等,各种不同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张謇都在南通当地整合,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在南通创造了一个在地化的全产业链。
另一方面,在地化产业能够就地转化企业利润,优化本地一级市场。大生公司就地转化利润的实质是本地资源的资本化,纱厂收入完全回到本地,形成在地资源资本化模式,这是中国企业家首创的社会企业经营经验,张謇也因此实现利润就地转化带来的可持续性发展。他创办的教育、医疗、福利和公益事业,所有这些都是企业获得在地化综合性收益的表达。
今天的社会企业,只要能够把所有经济门类装在一个体系内,几乎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社会企业在地化发展模式,应该是张謇的企业能够经营三十年的重要内在机制之一。当前,国家大力发展内循环经济,张謇的大生模式具有借鉴意义,如果可以整合各方资源装在一个体系里,内循环经济将有旺盛的生命力。
综合思维 教育与产业相结合
张謇主张:“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清末实业家的心态不是狭义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一个因救国、因危机而形成的非常宽广的胸怀和视野。张謇的伟大,正在于此。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提出“父实业,母教育”的理念。
先是兴办实业,而后倾资兴学、以商养学,张謇把他从商的红利捐作教育、慈善和地方公益经费。在教育事业上,张謇一生为南通教育总计投资257万两白银,独自创办或参与创办师范、纺织、医学、农业等高等学校和职业、专科学校近400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
把发展教育和发展实业相结合,进行了不懈的实践,教育事业的成功依赖于实业,但同时教育培养了大量专业技术和专业管理人才,进一步推进实业的发展。首先,以教育、实业、公益三位一体的模式推动近代化社区的建设,优化投资经营环境;其次,贫困地方原本成本极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就地实现资本化;第三,通过小农分散耕织与企业相对集约来扩大产业整体规模,形成“垦牧租佃+厂纱户织”;第四,多元化形成的产业链条和本地市场网络体系有效节约交易费用;第五,实业导向的多层次教育促进人力资源就地转化为企业人力资源。
实业、教育和慈善 三位一体
除此之外,张謇还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先驱人物。1905年,张謇在南通建造南通博物苑,《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博物馆志》都确认南通博物苑为中国第一个博物馆。1913年,张謇用他60岁寿辰时所得亲友贺礼馈赠,建造了南通第一所养老院,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1922年,用其七十寿辰所得贺礼,再建一养老院。谈到创办养老院的原因,张謇说,“慈善事业,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1922年南通第三养老院如约建造。
1906年张謇建成育婴堂,专门收养弃婴和赤贫家庭的孩子,两年后收养婴儿多达1500人。育婴堂建成之时,张謇卖字筹钱,他还登报启事,为残废院和盲哑学校卖字筹钱。之后,他建医院,对赤贫者免受药金;开办贫民工厂,教授贫民子弟自谋生活;设立残废院,收留肢体残缺的乞丐;创办盲哑学校,并担任第一任校长……
有外国人到南通参观后,发现南通街头没有乞丐、醉鬼、流浪者,原因是,一则农工商企业吸收了绝大多数劳动力,二则孩子都有学可上,三则慈善机构收治了老弱病残群体。
去世前一年,即1925年,20多年中张謇用在教育和慈善上的工资和分红,高达150多万两。张謇说:“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在他看来,实业、教育和慈善,三位一体,构成现代地方自治,也构成了“南通模式”。(作者系经济学家、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特约研究员、师董会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中国发展50人、中和正道集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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