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文：人口增长拐点 经济影响深远（2）

少子化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和人才供给

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也是世界性难题。最近几年很明显，一方面我国的结婚率在持续大幅下降，2013-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

另一方面离婚率在持续大幅上升，比如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1987-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人口流动大的地区离婚率也相对比较高，长期两地分居的结果有可能离婚。

第三是晚婚现象，25岁到39岁的人口接替了20岁到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这可能与个人包括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关，也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因为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结婚率下滑得越明显。

导致我国生育率较低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子女养育成本的日益增加上，其中包括房产成本、机会成本、教育成本等。

首先是直接的育儿投入，从怀孕到大学的花费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非小数字。孕期早教到大学各阶段培训费、学杂费、课外活动、玩乐等费用都不菲，在坊间被戏称成为“碎钞机”。

其次除了经济投入，还有时间和情感的投入。若雇不起保姆，家中又没有老人帮忙，就意味着夫妻二人中至少有一人要全职，这对于有心发展事业的人来说难以承受。

再者，高房价等隐形的投入。当下，如果光靠大多数年轻人的收入，根本承受不起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即使能买一般只能买小户型，如果长辈一起带孩子，一般都要三室，很多人望而却步，即使收入很高的“单身贵族”，因为害怕婚后返贫，生活质量远不如单身，不少甚至把理想结婚年龄抬高到30岁以后，生育意愿更是低迷。

而少子化还会进一步降低结婚率。在少子化时代，男孩女孩的要求都比过去高得多，彼此互相都难以满足，这一因素可能比单纯的经济基础更重要。

少子化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和人才供给。由于少子化，一些年轻人心智与情商都存在幼稚和低龄现象，难以培养成成熟而专业的职业人士，相反情绪化的、极易走极端的年轻人却大量存在，有些年轻人一言不合就辞职，甚至宅在家不出去了。

经济增长动力下滑 未来充满挑战

中国的人口问题未来充满挑战。短期的经济增长动力来自消费、制造和出口，长期的经济增长根源在于资源、劳动和技术。随着老龄化、少子化的加速到来，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储蓄率会下降，投资率会下降，社会抚养比和养老负担会加重，政府债务和社保压力会上升。

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局面，将会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消耗大量经济资源，加剧养老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日益严重的少子化形势，将会带来社会秩序、文化、产业、传统的变异，造成经济的潜在增长动力下滑。

房地产格局将发生深远影响

人口数据和房地产需求之间具有极高的相关性，人口总量和结构等多方面数据，将对房地产市场的规模走势、结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15-59岁人口作为我国的主力人口，也是购房的主力客群，这部分人口占比出现明显下滑。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住房的需求量也会下降。尤其是人口增长缓慢与人口流失的中小城市，随着地方财力的衰竭，基础设施的更新将不断滞后，最终加速人口流出，这在欧洲、日本、美国都已经非常明显了。

人口红利、城镇化红利的见顶和衰减，意味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了。

在此背景下，房地产行业将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家庭变小，意味着生活条件提高，住房条件改善了，年轻人越来越重视个人生活的品质、隐私和自由度，整个社会对住房的需求在上升。因此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城市，中小户型住宅可能更能满足需求。

此外，我国老龄化加深有利于宜居养老地产的发展，例如设施齐备、服务优良的养老公寓，生态环境优美的度假公寓等，宜居的养老产品将迎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政策多管齐下 促进人口出现回升

中国早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单独二孩”“全面两孩”等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促进了出生人口出现回升。但仅仅全面放开生育还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更替生育水平，所以如何鼓励生育，应当会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一些家庭不是不想养二胎，而是生得起养不起的问题，随着房价和各种成本上升，通胀压力也很大，如何通过公共政策、社会保障降低年轻人的抚养成本，是很重要的社会关怀，也是提升生育意愿的重要措施。

国家应尽快完善幼儿阶段和学前阶段教育制度，将学前教育纳入国家义务教育，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同时，逐步完善二孩生育补贴政策，从生育补贴、抚养补贴、延长法定生育假期、收入补贴等方面统筹完善。

对于高房价，需要出台各项政策逐步、全面降低人们的住房成本，譬如为适龄年轻人提供优先购买权，或者廉租房优先使用权；为一部分生育的家庭提升个人所得税抵扣额，甚至提供免税福利等等。

（作者系经济学家、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特约研究员、师董会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中国发展50人、中和正道集团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