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优秀人物：经济学家周德文，从温州走向世界（上）

原题：《杭商》人物【改革开放四十年】周德文：从温州走向世界

编者按：热烈祝贺本刊本站及中原企业家智库特邀顾问周德文被联合国双碳之都执委会委托执委会任命为“联合国双碳之都执委会参事”！

2024年3月18日，联合国双碳之都执委会委托执委会常委何延长先生在俄罗斯新江商会总部宣布任命：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特邀副会长、西湖书院董事长兼创始院长、浙商资本研究会会长周德文先生为联合国双碳之都执委会参事，为联合国双碳之都岀谋划策，建言献策！

本网特发表这篇【改革开放四十年】人物 “周德文：从温州走向世界”以示祝贺！

尽管一句温州话都不会说，但周德文依然被认为是最“懂”温州的人，几乎没有之一。

著名经济学家周德文（图）

自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温州，他的人生便与这座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城市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三十几年的深入研究，让他常常被冠以“温州师爷”、“温州代言人”、“温州老娘舅”等等“雅号”，其名声之大，乃至于两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李克强在考察调研温州时，都点名要他参与座谈或调研，温家宝总理还称赞他为“最接地气的经济学家”、“温州最有权威的发言人”。

他的“接地气”，不仅仅源于他与他所深入研究的温州民营企业一样都来自于“草根”，更在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浸润在民营经济的“第一线”，以最为近距离的姿态，观察着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举一动，无论乱云飞渡，抑或气象万千。

有人说，看懂周德文便能看懂温州，看懂温州就能看懂中国。事实上，以服务民营企业为己任的他，似乎已经成为了一把钥匙，解锁着温州模式的种种密码，也试图解开中国民营企业、甚至世界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重重困局。

瓯江畔来了个外地青年

虽然周德文对温州的了解远超过对任何一座城市，但他与温州的缘分却得来全是偶然。

周德文的家乡在距温州市两百多公里的衢州江山，虽同处浙江南部，但一西一东、一海一陆的格局让衢州与温州这两座城市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他的故乡江山市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是浙江省的西南部门户和钱塘江源头之一，也是浙江省传统的农业大县之一，素有“中国猕猴桃之乡”、“中国白鹅之乡”、“中国白菇之乡”、“中国蜜蜂之乡”等美称。传统农耕文明的深厚积淀让这里的人崇尚秩序与礼仪，注重对于天时地利的顺应。而温州则全然不同，被誉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向来都以双重性闻名于世——一方面，他们或许是全中国最能吃苦、最有勇气、最为精明的人；另一方面，他们的投机心理、对规则的漠视也常常为人诟病。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在衢州文化背景里成长起来的周德文大学毕业初到温州之时，遇到了诸多的不理解与不适应。

那是1983年。那时的温州，还远不是如今的样貌。仅仅一年之前，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里程碑式烙印的“八大王”事件轰动了全国，温州也因此一下子跃入了不少关心经济的人的视野。人们突然发现这座曾经默默无闻、隅据东海的小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生长出了一片生命力非常顽强的“离离野草”。究竟该如何对待这些“野草”？面对这个关系到如何为民间自发的经济行为及组织定性的问题，社会上几派各执己见的声音“争”得不可开交。

百家争鸣，往往最能迸发思想的火花。

虽然那时候的温州只有望江路一条像样的马路，虽然初来乍到的周德文既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也不习惯当地的种种生活习俗，甚至还因为水土不服而身体不适，但他却感到莫名地兴奋。那是一种生逢其时的兴奋。站在瓯江之畔，学经济出身的他敏感地觉察到，他所生活的这座城市，与千千万万的中国城市相比，有些不一样，仿佛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这里更浓一些，浓得让人有些沉醉。

更让周德文觉得“赶上了”的，是他来到温州不到一年，温州大学开始筹建。作为13个最早的筹建者之一，他成为了温州大学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系最早的一批讲师。站在三尺讲台之上，他不仅尽心竭力地教书育人，也教学相长地夯实了自身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年轻而理想丰盈的他，对研究温州经济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热情。“那时候，我组织了一批青年企业家和学者，成立了一个青年经济研究会（后改为温州青年经济与管理协会）。这个研究会里当时都是些同龄人，都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面对民营企业这个新生事物，大家都是既好奇又兴奋。所以，他们一到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自发并且自费地走街串巷地去企业、去乡村做田野调查。”周德文回忆道，“那时候，温州看起来还是很贫穷落后的，大街小巷里有许多清末民初的建筑，两层木质结构的小楼，城区里六七层的楼在当时看起来简直就是摩天大厦一般。”

穿行在这些古旧的小楼之间，周德文看到不少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这些小作坊便是后来“温州模式”最初的雏形。这四个字虽然不是周德文提出来的，但关于这种模式的许多基础性研究工作都是他与当时同在研究会的小伙伴们一起完成的。

这些基础性的研究为社会各界探究“温州模式”提供了最生动最基础的材料及切入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三次前来温州，在费先生所撰写的三篇关于“温州模式”的经典论述《小商品大市场》《筑码头闯天下》《家底实创业新》中，都有着周德文及研究会的研究“素材和贡献”。一位南方周末的记者在前来采访“温州模式”之后也喟叹道：“研究‘温州模式’，周德文是绕不过的一个采访对象。”

而随着这种走街串巷式的田野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系统，周德文感觉到似乎有着一股新的力量在召唤着他，让他迫切地想从观察者、研究者，转变为全然置身其中的参与者、实践者。1993年，在席卷全国的“下海热”中，已经在温州大学从事了近十多年教学研究工作的周德文也顺势辞职了。

辞职后，周德文与他的高龄学生：当时的温州电器大王：郑元忠一起创办了庄吉集团的前身温州威丽斯服装有限公司，并出任了首任董事、总经理，也是公司最原始的五个股东之一。随后，他又在浙江巨龙集团做了几年的职业经理人。在这两家集团近十年的从业经历，让周德文深入温州民营企业的内部去感受中小企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也积累了企业管理的一手经验教训，这一切都让他对温州、对民营经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爱之深

1978年，历经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终于迎来了重抖擞的一刻——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这个在如今已经积累了卷帙浩繁的研究资料及论述的概念，在当时却几乎等于从零开始。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有一句著名的论断：“摸着石头过河。”至于摸得是什么石头，又将到达哪里，在当时看来，似乎都难以得出结论。于是，在这个“摸石头”的过程中，几种基于当地不同情形而形成的经济模式就突显了出来，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以特区经济、外贸加工为特征的“珠江模式”，以集体经济、乡镇企业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以及以源于民间、自发经营为特征的“温州模式”。

自著名媒体人、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副总编辑周瑞金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提出“温州模式”一词起，诞生在温州的民营经济就以其原始蛮力式的增长壮大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这种“温州模式”，在周德文看来，有且只有可能诞生于温州。“因为温州这个地方，‘三少一差’，先天条件比较差。” 虽然地处江浙，但自古以来，相较于杭嘉湖平原的富庶繁盛，温州便是一个可利用自然资源少的地方。而在以山地为主的温州，人均耕地在浙江最少，不到半亩。在这样缺乏天时地利的条件下，国家对温州的投入也少之又少。“从1949年建国一直到改革开放，国家对温州的投入总共是2.7亿元，平均分到每一个县、每一年，那就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投入了。”而因为地处浙江东南一隅，温州的交通条件非常之差，当时没有机场、没有铁路，只有一条通上海的水路和一条路况很差的104国道与外界相接。“那条路当时平均每天就要出三次重大交通事故，说直白一点，就是平均每天都会有人死在这条路上。”

可就算先天条件如此之差，这里还是爆发出了震惊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经济活力，而身处其中的周德文更是感受深刻！

在他的眼中，所谓“温州模式”，最大的特征便是“草根性”。“那些如今赫赫有名的温州企业家，比如南存辉、胡成中、高天乐、郑元豹等等，都是出身于草根，并且在创业的早期野蛮生长。”而这种“草根性”，也决定了“温州模式”的命运与格局。（记者：邹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