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情山水为何成中国古代文人的避难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这首著名的《临江仙》里，渔父的形象被赋予一种文化内涵———纵情山水、超世旷达的隐逸思想和人格的象征。

渔父意象，寄托着中国文人对这种与世无争的超然生活的向往。得意时出仕兼济天下，失意后归隐吟风啸月，是中国文人千载不变的人生轨迹。历经宦海沉浮颠沛流离之后，莫不如散发弄扁舟，独钓寒江雪。山水田园，就成为了中国文人的精神避难所，在这里，心灵的创伤得到愈合，灵魂获得拯救与升华。

渔父的这种象征传统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楚辞·渔父》篇：诗人屈原流放江边。渔父飘然而至，劝他说，“圣人不为外物所羁绊，而能与世共进。既然举世混浊，众人皆醉，何不追随圣人，放弃执著，随波逐流呢？”屈原矢志不移。渔父笑笑离去，边走边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儒家理想预示中国文人悲剧命运

中国古代文人多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给知识分子设计的一条理想的康庄大道，同时也暗示着未来不可知的悲剧。对理想的执着与黯淡的现实往往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文人的追求、失落与痛苦都在这条大道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理想就是“和”，在人生哲学范畴，“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面对人生与社会的矛盾。中国文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空有满腔抱负，却报国无门抑郁而终。像孟浩然、杜甫和陆游，是极想进入政治层又偏偏进不去；或是像柳宗元、苏轼，进去了又被黜贬。

屈原是中国文人悲剧的象征，他第一个深切感受到昏君忠臣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心理痛苦，也第一个成功地将这种心理痛苦引向“忠奸之争”的模式而没有危及君臣关系。所以屈原敢问天问地问神问历史而没有问君，问君会导致怀疑和否定整个文化体系。后世文人谨小慎微，更不敢胡乱猜疑了。

儒道的隐逸观使自然山水成为中国文人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把出仕看作弘扬“道”的一种途径，目的在于辅佐君王以教化百姓。而当有志于“道”的君子面临现实的“无道”无能为力之时，则应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

与儒家不同，道家的隐逸流露出的是对世俗的不屑。“无为”是道家思想的核心，道家的隐逸，其目在于通过隐逸方式来追求“无为”来排斥“有为”的纷扰，“有为”是不利的，会产生矫揉造作。庄子认为，人要顺乎自然才能返朴，返朴才能保全性命的本原。逍遥是乐，其一乐是卸去物累的超脱感，其二乐是与无限的宇宙融为一体的陶醉感。

中国古代文人很容易与现实妥协，他们的悲剧意识通过道家的老练与儒家的自欺欺人化解于无形。隐逸者的象征———渔父，正好垂钓于中国主流文化儒、释、道三者的汇合点上，儒家的自然是象征的自然，它使人安贫乐道；道家的自然是天然的自然，它使人心斋坐忘，闲适旷达；释家的自然是禅意的自然，它使人勘破红尘，化悲为乐。自然山水成为文人悲剧意识首要的消解因素。

自然山水对文人悲剧的消解，是通过山水诗、画的创作来完成的

朱光潜认为，山水诗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从晋宋时代陶潜、谢灵运起才形成诗歌的一种特定类型。谢灵运纵情山水，陶渊明躬耕田园，山水田园风光在他们笔下，不再是配件佐料，而开始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成为讴歌的主体。

朱光潜指出，山水诗、山水画是交流融会、相得益彰的，山水诗人大半同时也是山水画家。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国尚存于世的山水卷轴画中最早的一幅。画面生动地描绘出大地明媚的春光和游人怡然自乐的神态，桃红柳绿与小桥流水相映成趣，色彩上运用了深厚的青绿填色，既将自然山水之美展现无遗，又充分流露出仕人希冀回归自然山水的隐逸人格精神。

山水诗画之美使中国文人实现了另一种人生价值

隐逸生活超脱于物役物累及职业困境之外，自我意识容易得到觉醒，人生目标也随之从君君臣臣的二人关系转向了对自我的关注。当隐逸文人的精力转移到对自然与自我的观照之时，他们便发掘和体悟到了自然山水之美、人的精神气度之美以及诗画艺术之美。文人与自然的交流对话，不仅实现了自然美向艺术美的过渡，而且在艺术美的享受之中，成就了他们独立的隐逸人格精神，在艺术美的创造之中，中国文人实现了迥异于“治国平天下”的另一种人生价值。(来源：北京科技报；作者：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