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形态”有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一批新技术新业态脱颖而出。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数字贸易、零工经济，支持新零售、在线消费、互联网医疗、线上教育、远程办公等新就业，疏通政策障碍和难点堵点。这样的新就业，能够形成新就业形态的公共力量不足。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各级政府部门对新就业形态的功能、价值、意义认识不够充分，看不清、看不懂。部门地区任然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甚至为了保护地方传统产业而不认可新就业形态发展，思想认识落后于实践发展。

二是体制机制不健全。新就业形态具有去中心化、跨区域化等特征，与现行的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制相冲突，这就导致现行行政管理体制难以对一些跨行政区划的平台型企业和异地就业的个体发挥作用。同时，行政审批体制对一些传统行政的平台化尝试，依旧沿用线下实体经营资格和标准要求，提高了平台进入门槛，间接阻碍了附着于各类平台之上的新就业形态发展。

三是公共服务保障跟进不及时。现在公共就业服务主要以传统就业形式为服务对象，对新就业形态的服务存在短板，针对新就业形态的信息渠道建设存在较大空白。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技能培训体系对新就业形态的研判不够，课程和培训内容相对陈旧，与市场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四是界定新型劳务关系难。在传统劳资关系中，资方与劳方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建立扉佣关系，保障用工单位权益和劳动者权益的相关法律、制度多建立在劳动合同和扉佣关系的基础上。而新就业形态打破了传统的扉佣关系形态，现行法律法规对扉佣关系的界定适用性大大降低，易造成劳资双方特别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损，且作为个体的劳动者维权难度较大、成本较高。

五是确认新型劳动者地位难。在新就业形态中，现行法律难以确认劳动者法律地位，既无法对新就业者实施传统的劳动保护措施，又缺乏新的适用条文。此外，工会无法介入类似劳动纠纷，致使劳动者失去了“最后的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资方容易躲在“暗处”，在缺乏法律威慑和公共监督的情况下任意制定“游戏规则”，压榨劳动者剩余的价值。

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成长中的烦恼须在成长中化解。只要找准方向、审慎包容、政策支持、多方发力，“新就业形态”就能释放更大潜力和能量。

贵州省三穗县良上镇人民政府 龙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