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青年群体重娱乐和技术参与

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虚拟的、数字化空间进行传播、交流、学习和工作。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将这些行为称为数字化生存。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在虚拟空间聚集，数字化的生存方式是他们展现个性、表达自我、传递观点的重要的社会景观，并呈现重娱乐和技术参与的特质。以下三个趋势体现了他们的数字化生存特点，同时这些趋势的扩大化、过度化值得警惕。

“新数字语言”作为语言数字化表达的新形态，不同于传统的数字语言和网络暗语。传统的数字语言和网络暗语是活跃的青年网民为了规避敏感信息而惯用的网络表达技巧，一般采用传统的文字或符号语言、使用范围也多局限于特定的圈层。“新数字语言”与之主要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载体上来看，“新数字语言”一改网络暗语由文字表达为主的模式，以音频的形式向视听领域迈进；在表达逻辑上，“新数字语言”一改网络暗语隐晦解读信息的方式，在“不好好说话”的外衣下坚持“实话直说”；此外，传播范围不再局限于圈层之间，而是通过短视频+创新场景的形式不断“出圈”，呈现超越特定群组、特定年龄或兴趣人群的现象。

目前，这种“新数字语言”多用于青年群体之间的搞笑、戏谑式对话，娱乐属性居多，也有部分人将“岚语”用于模拟面试介绍、购物等生活场景。需要注意的是，数字语言可以表达某种情绪，极具感染力、字母形态辨识度低，不能不防备其介入敏感信息讨论的趋势及可能性。

自我形象的数字化是指人在网络空间的对象化存在，是实践活动的数字化痕迹。我们在微信软件上聊天，扫码共享单车，用手机呼叫专车，在天猫、淘宝、京东等零售平台购物，这些数据存储在各类APP上，记录着我们的轨迹并随时被转化成一条条数据流，描画着我们的形象。

可以说，随着网络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和在网时间的持续增长，自我形象的数字化趋势将愈加“壮大”，同时也需警惕由此引发的问题。首先，数字自我脱离现实自我，出发消极的生活态度。因对现实生活及形象不满，部分人寻求虚拟空间的安慰。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高宇指出，不少网民产生“我就是游戏中的‘我’、现实的我远不及虚拟的‘我’等想法，久而久之变得厌弃现实自我、逃离真实生活。其次，随着网络数据的日益“丰满”，自我形象被标签化风险加大。据悉，德国一家公司开发了一种自动化的求职面试系统，可通过分析面试者数据来对其进行心理画像，目前已有公司用于辅助筛选应征者。有观点担心，依靠“数字特征”反推人格特征的做法有可能加重偏见，甚至造成歧视。

青年群体越来越习惯于通过屏幕进行交流，比如，线上群组取代线下沙龙、视频取代碰面、发微信取代打电话……疫情期间这一特性更加凸显，社交媒体作为数字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被称为“社会跳动的脉搏”“人类共同体的成员”。有调查表明，数字化交流使人减少了孤独、愤怒、烦躁和无聊感，并通过感知社会支持而增加了归属感。

但我们有必要警惕过度的数字化交流带来的问题，避免“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小夫妻吵架却用微信”的神奇场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指出，过度的数字化交流会造成观点的同质化、单一化，人们倾向于与呼应自己观念的人进行更多的互动。此外，过度的数字化交流会导致观念的简单化、工具化。平台为了营收，不断地致力于更新、修改、调整用户模型，社交版本通过自动化技术实现进一步标准化。有观点担心这种标准化会造成观点的工具化，“或许，近年来，境内外社交媒体和整个网络上出现的聊天机器人数量激增就是一个趋势”。

身处数字时代，数字化生存成为趋势和常态。如何正确引导青年网民使用数字语言、塑造数字自我、把控数字交流，如何合理安排网络空的数据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问题。（青年舆论观察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