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政府引导基金背后：落地了多少？投向了哪里？（下）

陆佳清告诉记者，如果投资机构本身业绩不错，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在当下政府引导基金的钱相对容易拿到，真正难的是后续募资与返投，很多市场化LP出于投资风险偏好、预期收益等多方面原因考虑，出资政府引导基金的意愿较低，所以，部分基金可能要面临募不到位的尴尬局面。

前海引导基金产业引导基金管理部副总经理李奇就曾吐槽称，“我们受了募资能力不强的个别GP之苦，这些机构基金募不起来，大家都麻烦，见面都尴尬，以前见面的时候热情拥抱，跟我拍胸脯表示能行，最后拍大腿，现在见面就拍桌子了。”

此外，在拼招商、强资产、强落地的目标驱使下，返投、落地成为VC/PE面临的新课题，陆佳清表示，智能制造、重大基建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固投落地是多数政府引导基金喜闻乐见的。

而为了应对新挑战，投资机构也使出了浑身解数：一个被经常提及的例子是，今年达晨财智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新部门--“生态与产业赋能办公室”，部门职责很明确：协助已投企业推动生态合作及产业落地、帮助政府LP招商引资，完成基金返投、产业落地要求。

直投上升影响投资子基金意愿？尚需审慎决策

记者注意到，清科研究中心在分析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子基金节奏降低时，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原因：政府引导基金对于招商引资、推进产业项目落地的诉求和层次日渐提升，为直接推动产业落地或实现更高经济效益，部分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方式由母基金为主转为直投为主，或在母基金中增加直投比例，进而影响了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子基金的意愿。

对此，海南私募基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式禹向记者分享了他的观察，“政府引导基金做直投在当下并不普遍，如果是基于产业规划需求，需要搭配一些直投份额，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无论是从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初衷还是运行驱动力来看，它一定不是以直投为主的。”

他表示，引导基金重在引导，追求的是通过从母基金到子基金的杠杆放大效应，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重点产业，盘活地方经济，而非直接投资项目获得高收益。并且，大多数政府引导缺乏直投人才和相关经验，不具备直投的能力，在现有体制机制下，直投面临的合规压力和风险都很大，相较之下，政府引导基金母基金投资子基金的模式是更高效更安全的。

在陆佳清看来，目前各地培育投资科创项目口号喊得很响，对于投资而言，直投更有成就感，对于当地，投资落地一个大项目也更能体现业绩，加之合肥投资蔚来等明星项目成功，“最佳政府投行”的光环效应，不少地方的引导基金都跃跃欲试，当下的确是国资做直投的一个窗口期。

但陆佳清同样认为，政府引导基金在直投方面的人才和经验都相对欠缺，且直投项目面临的风险较高，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政府引导基金尚不具备承担相应投资风险的能力，并不适合大规模开展直投。

引导基金数量和规模已达稳定期，对存量基金精细化运营是未来重点

“当前我国政府引导基金数量和基金规模已经达到一个稳定期，不太可能继续向上大幅增长，而对于存量基金的精细化运营成为未来的重点，比如，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服务产业、怎么样建立起客观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等。”谢式禹判断道。

2002年中关村创业引导基金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引导基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历程，记者注意到，对其运营的反思与改进也不断涌现。

今年1月，洛阳曾发表《中航锂电改革发展经验对我市发展“风口”产业的启示》一文，对洛阳市错失国内动力电池的领军企业中航锂电（现为“中创新航”）的教训和常州经验进行了深入总结和梳理。文章指出，与常州方面相比，洛阳市重视资本、借力资本、善用资本的能力还有差距。比如，洛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基金与中航锂电进行过多次接触，但在合作条件上我市更看重资金安全和预期收益，把保底收益承诺和安全退出机制作为投资的前提条件，从与企业共同进退、扶持产业发展的角度考虑不够，导致最终双方未能合作。

谢式禹告诉记者，他观察到政府引导基金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是引导基金对子基金管理人的筛选更依赖于第三方的客观数据，而非主观判断。其次，对子基金管理人的考察也不再只是简单地看经济绩效，而是高度聚焦穿透，看底层资产，对于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储备项目的成色，与当地资源禀赋匹配度等维度的考核做得更严更细。此外，对于子基金管理人与引导基金自身利益一致性的问题也会加入考量范围内。

谢式禹提醒道，当下基金管理人要更重视合规问题，目前关于财政资金的管理规范越来越详细，审计的重点就在合规，基金管理人更擅长从基金的视角上去审视每一笔资金的用途，对于财政资金的资金安全合规有效使用可能并不熟悉，这是需要补课的。

此外，他建议将政府引导基金的部分权限放到产业园区，“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在一个区域，政府引导基金管理者和区域招商引资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往往需要更高阶的部门来统筹协调二者的利益关系和绩效考核，但产业园区能很好地将投资和招商二者统一起来，更好地实现以投带引，而且更容易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