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需求不足
从需求角度来看,应该说全球大致上是在一个通货紧缩边缘,美国可能已经走出通缩,有可能进一步走出零利率的情况,当然现在不是零利率,但是在零利率边缘,短期来说还是没有完全摆脱通货紧缩,还是一个需求有可能再度不足的情况,欧洲、日本还一直是零利率,需求不足。
中国要按CPI来算,我们现在的需求还不是很弱,CPI还有百分之一点几,但是我们要看PPI,这个已经降得很厉害了。再看GDP的隐含价格指数,从三季度的情况来看,全年大概也是一个负数。这里边是怎样的情况呢?你要硬说它不是通货紧缩也成立,毕竟没有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很具体的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定义,这个就是一个大概把握的东西。
这些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短期内制约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供给方面的原因,还是需求方面的原因?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清晰的,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清晰的事情,那就是现在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制约增长的因素是需求减少,当然也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股票影响短期需求
我们现在说需求方面的一个情况,从2015年到现在的经济情况,我们看到股票价格变化引起的财富效应对短期的需求有很重要的影响,去年二季度经济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恢复,到6月份经济增长率比较高,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挺乐观的一个情况,经济有一个比较快的恢复,至少是正常的增长。
但是到了七、八月份,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下去了,应该说这个很清晰的就是股票市场6月下旬开始调整,七八月份降下去造成的。这个效果在过去也有,只是与过去相比,股票市场的波动相对比较小,社会融资总量的波动比较大。
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股票变化对宏观经济没有多大影响,反而是一些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特别是货币、社会融资总量这样一些指标对于预测短期总需求很重要。实际上这两方面的情况都有,就看短期谁的变化大一些。在股票市场波动不大的情况下,看不出它的影响,但是在股票市场大波动的情况下,其实是很显著的。
最显著的当然是2007年到2008年那一波,那一次也是宏观调控,后来货币供应紧了。当时引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2006、2007年股票价格上升,2008年股票价格往下大跌,房价也下跌,后面引起了一大堆问题,我们可能是从美国的角度讲问题,但是这个时间顺序上是中国的股价跌了在先,房价跌了在先。这和中国的宏观调控有一定的关系,后面才发生了一些美国等等其它方面的事情。当然这里面也是很多方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从短期来看,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指标,不考虑股票价格变化的话,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应该说不是很强,最多是勉强能够保持去年下半年这样一个增长率,包括12月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出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甚至还有可能再差一点。如果再加上股票市场的情况,现在的看法相对来说看得更弱一些。当然这个是悲观还是乐观,这又是另外一个情况,至少现在的需求要看淡一点。
在1970年代提出“供给侧改革”这个词是治通胀,治经济疲软的,不是治通缩的,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才搞供给侧改革。我的理解是,什么情况下都可以搞供给侧改革,不一定要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搞,在过去能干的事都在进行。供给侧改革这个事情,通货膨胀也罢,通货紧缩也罢,能干就干,降低成本、增加产出就是好事情,好事情你天天干就行了,所以跟短期的情况没关系。
在现在的情况下,供给侧改革到底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一听到说一些好词,就去买股票,如果用这样的办法,我们已经差不多要完了。要是从股民的角度,听到好词以后先等一等、看一看,看到实的东西了再决定,不要一听到好词就去买股票,就是说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效果还要再看一看。
全球期盼中国需求
全球的需求侧的情况,我们注意到人民币汇率在8月份的一次调整,立刻就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大波动,主要市场的股票价格有一个相当显著的下跌,后来才有所恢复。
最近这段时间人民币汇率有一个波动,这个波动同样引起了全球市场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当然这次还有美联储加息。美联储加息这个事情大家炒得很多,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要说新消息的话,还是中国汇率的变化。为什么人民币汇率变一点点,就把全球搞成天翻地覆的这么大的变化?中国人民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不高兴呢?你整天说没有话语权,你看这回话语权多大,应该特别高兴,可是做股票的好像不太高兴。所以话语权这个东西,当你成了庄家以后,你有了百分之百的话语权,你会浑身难受,因为你卖不掉。
这背后反映一个问题,全世界都在等待中国的需求扩张,我们看到的需求没扩张,反而是需求萎缩,这是一个不利的消息。为什么人民币贬值等于中国的需求萎缩呢?道理是这样的,如果中国的需求很强,我们就要大规模进口,就会把全球刺激起来,现在人民币在贬值,需求也没强,贬值的结果就是中国要扩大贸易顺差。
宋国青,1954年10月生于陕西省武功县,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88年10月—1991年8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1991年8月—1995年6月,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生;1995年9月起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并兼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发部总经济师。2012年3月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金融分析、侧重理论模型和数量预测,曾发表论文50余篇。 著作有《改革中的宏观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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