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指挥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如此。美国指挥家将自己局限于伯恩斯坦、格什温和亚当斯,而将其他同胞排除在外。德国人忽略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例如欣德米特、哈特曼以及亨策。法国人遗忘了马尼亚尔和米约,而英国人则抱着埃尔加和布里顿不放。到此为止。
这是长久以来埋藏在指挥家心态中的一条断层线,而且这对我们的音乐会生活造成了无休无尽的损害。指挥家从抓起他们的第一根玩具指挥棒的那天开始,就被灌输他们绝对不能挑战来自票房的智慧:公众只会付钱来听他们已经熟悉的东西,这已经成为了一条铁律。曾经有过一些叛逆的指挥家——例如在BBC交响乐团被授权自由行事的皮埃尔·布列兹,以及作为卡拉扬之后的救赎者来到柏林的克劳迪奥·阿巴多——但是指挥同行们很快就能指出,布列兹在纽约被踹走了,而阿巴多从他来到柏林爱乐乐团的当天开始就与乐团处于矛盾中。
这样的结果是,音乐会的内容范围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多的演出上演着越来越少的曲目,当想象力捉襟见肘的时候,就塞进一套马勒作品系列来充数。为此需要被责备的人是那些不敢扰乱这种固定菜单的指挥家们,因为他们害怕这么做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合同。另外,当他们有钱有名以致能够随心所欲的时候,他们也就懒得动脑子,不想费心来反思既有的规则。
于是,来自博胡斯拉夫·马蒂奴、季雅·坎切利、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克、亚瑟·霍内格、阿尔伯特·鲁塞尔还有佛汉·威廉斯的精彩交响作品都被埋没,无人问津——更不用说舒伯特和德沃夏克的前五六部交响曲,来自巴西的海托尔·维拉-罗伯斯的全部作品,以及女性作曲家如格拉奇娜·巴切维茨、伊丽莎白·麦康基、维捷斯拉娃·卡普拉洛娃和梅芮迪斯·蒙克的作品。而这都是因为票房的电脑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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