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无数人希望通过符号性的音型与具体事物确立唯一性的联系,比如音乐修辞学解释的构建,然而罗森最喜欢做的就是揭批类似做法的荒谬,连续附点或连续的前十六分后八分排列可以指带队列的行进吗?
当我们用某个音乐作品——例如《拉德茨基进行曲》勉强作为佐证时,却发现同型用法在多数其他快板作品中四处出现,而它们和军队没有任何关联。三个二度连续爬升的动机组成了什么具体意义呢?什么都代表不了。因此将音乐编成一本词典的人当然必定会失败。
音乐意义的模糊性在音乐文献的校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历史学者和文学研究者可以对文献进行校勘,音乐学者同样可以以音乐本身的意义为依据,对古老的乐谱实现校勘。数百年间,多数的乐谱编辑无法对音乐独有的意义进行足够的深思,百多年来肖邦的《降B小调奏鸣曲》被所有的乐谱编辑标错了呈示部起始位置。
当罗森与内田光子对此达成共识,修改了演绎后,早已习惯了错误的著名乐评人隆佩什对这个改正报以强烈的不屑和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罗森虽然成功而有力地阐述了意义模糊性这个论点,但同时却和上述第二个层次的“接受与理解”产生了碰撞。
具体来讲那就是:佩隆什对别扭、错误的版本的认可,不仅仅依赖于他对错误演绎形成的“传统”,更在于形形色色的佩隆什们在主观感受上也早已习惯和接受了错误版本,难道我们也要将其解释为“佩隆什听懂了一个错误”吗?
在这一点上罗森虽然清晰地阐述了错误判断乐曲反复起始的后果:会让调性转换中必然的戏剧性效果消逝,但并没有关注、并去进一步展开这个问题,而是用文献领域的考据方式,去一锤定音地证实自己的判断(即分析法国图书馆馆藏乐谱影印本中肖邦弟子简·斯特灵的标注)。或许这是一件颇为可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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