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卡纳提克得益于地方王族赞助,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宫廷音乐家是卡纳提克的优秀代表,三位最伟大的卡纳提克作曲家均生活在18至19世纪之间。卡纳提克表演以歌唱为主,或用乐器模拟人声,音乐家必须集作曲、演奏、歌唱于一身,大部分都能使用卡纳达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梵语等多种语言创作。克里什那的出生地——使用泰米尔语的南印度文化中心、印度第六大城市清奈,直到今天,仍是卡纳提克音乐重镇。
随着印度民族主义兴起、摆脱英国殖民影响的诉求越发强烈,卡纳提克被认为是印度代表性文化遗产之一,得到印度政府的大力宣传和保护。不过,尽管有关部门将卡纳提克打造成拥有两千年历史、一脉相承的文化瑰宝,但克里什那却坦言,比较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卡纳提克,只能追溯到两百多年前。
卡纳提克追求以纯净的音乐表现深沉内涵,表演者需要从作曲开始长期学习,乐曲结构分明,规则严谨,创作也常常从宗教中汲取灵感。“曲高和寡”的审美取向,和历史上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的音乐受众,注定了一个群体在卡纳提克音乐发展中举足轻重——婆罗门。
音乐与种姓制度:音乐应该存在门槛吗?
婆罗门是印度种姓中的最高等级。在古代,他们是知识的掌握者,往往担任宗教祭司、宫廷文士、科学家、学者和教师。近代以来,尽管婆罗门的实际职业已和其他种姓一样,拓展到各行各业,他们仍因种姓之利,享有许多特权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在克里什那看来,种姓制度将职业分为三六九等,表面上是按照职业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来划分地位,实质上只是唯血统、唯出身论的遗毒。
其中,受剥削最深、最受国际关注的当数“贱民”阶层。“贱民”的祖先,从事清理污秽、丧葬等涉及社会禁忌的职业,因此被视为“不洁”、“不可接触”,实质上是被排除在种姓序列之外,位于社会的最底层。在种姓制度下,一个人受到的尊重程度与种姓高低成正比,而种姓身份代代相传。比较夸张的情形是:“贱民”的儿子永远是“贱民”,即使“贱民”的儿子努力进入了大公司、成为了互联网工程师,也不会被高种姓的同事接纳为他们的一分子,无法得到周围人的尊重。
即使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废除种姓制度、消除歧视的条款就被写入宪法,而且几乎所有的政治家、知识分子都反对种姓歧视,认为种姓制度极大限制了印度的现代化。但半个多世纪过去,种姓的影响力依然无所不在。直到今天,许多种姓制度“不可接触”的“贱民”,仍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入不敷出,在贫困线之下挣扎。尽管学校、议会为他们留出了固定席位,但能甩掉种姓包袱的人,终究是极少数。种姓仿佛成了印度永恒的热点话题,更是笼罩印度社会的一片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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