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后,梁实秋毕业,取得学位奔哈佛而去,闻一多则选择了去纽约继续深造。
在纽约的时候,闻一多住进了有“万国公寓”之称的“国际学社”。并在这里结识了熊佛西、余上沅等人,开始了自己关于戏剧的尝试。1924年12月,闻一多参与制作的英语话剧《此恨绵绵》(又名《长恨歌》)公演,获得了巨大影响,远在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受到启发,同样制作了英语话剧《琵琶记》。闻一多由此得到启示,在美术和文学的天平上更加倾向于文学。
三个月之后的一个深夜,闻一多挥笔写下《七子之歌》,并于第二天便告知友人。以上的经历都可以视作闻一多写下《七子之歌》的铺垫或者说情感积淀,也许正是由于留美期间闻一多三年辗转三座城市,其间又经历了许多波折,加之他情感丰富的内心(闻一多曾言的那句“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得他产生了更为浓烈的思乡之情。故而他在归国前夕,思乡之情最浓的时候,效法古人,选择了七个为外虏侵占的港口,“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一方面是替这离开祖国怀抱的七个地方抒情,另一方面,更是抒发自己的羁旅之情。
可见,《七子之歌》在七十余年之后,澳门回归祖国之际感动世人,是由于近一个世纪的情感积淀。这种情感是国人所共有的,所以在合适的时间点可以点燃听者的情绪。可以说,这组诗歌就是因为闻一多成功地将多舛国运与个人羁旅感慨完美结合而脍炙人口。
“诗言志,歌永言”,其实中国自古有用音乐教化、感染、鼓舞世人的传统,这在中国的艺术和哲学思想体系中无可厚非。但是,自古而来的音乐之所以能动人,正是因其符合某种规律。
概括来说,这种规律是天地自然之道,或者说自然而然的美感;具体而言,这种规律是人类的情感价值观。上合天地,下适人情,方能感人。可见音乐感人,靠的是与听众的共情。反过来说,当构成音乐的元素(旋律、歌词等)不足以唤起听众的情感共鸣时,就会让人无感。
无感本来无伤大雅,但当这一“音乐作品”与眼下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社会话题息息相关时,当“音乐作品”又试图以话题中的某个“温情”片面消解掉热点问题本身的厚重,消解掉客观存在的苦难时,就会让人感到反感,甚至恶心。
这正是音乐的“神奇”之处,当它符合普适的情感与价值时,它是打开情感闸门的钥匙,是无国界的桥梁;当它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为了博出位的工具时,它反而成了一面反射人心丑恶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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