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刚讲白酒故事：他做了八年知青，终于回城在酒厂当了几年工人

当年，我们都正是上中学。他在城关初中，我呢，是在城关民中。城关初中在学府街——这条街僻静，逢场是个鸡市，所以又称它鸡市巷子。城关民中在金带街，靠近裕民电厂蓄水池，与西河近在咫尺。两学校分别在两条街，在时代的大背境下，我们的命运有了交结，像两条不同的溪流，流向同一个方向，在一处汇合了。

那是动荡的年代，史无前例。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不念书。整日里喊着口号，集会游行，批资产阶级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十多岁的懵懂少年，以当时的认知和见识，能晓得个啥？跟着瞎起哄罢了。

在一些些热闹场合，我们不期而遇。彼此热情招呼，握手言欢，我们都幼稚得可笑，说这都是在以革命的名义。

69年，城里开始知识青年下乡，他去了安乐公社当农民。活得狼狈，想能多挣几个钱，开始给人学做泥工。用他的话说，自己是个泥巴匠出生。

他跟着师傅跑山，去甘孜，阿坝民族苦寒地方。为多挣得几个碎银，开始拉立马锯。锯子有人高，师傅站在大元木上，他站在地上，一人一头，用大锯把元木锯成一片又一片。天热，只得赤膊上阵，穿条短裤。那情景，像在拼命。

命运也算眷顾，做了八年知青，终于回城，在酒厂当了个工人。后来转调单位，几年后，当上公司经理。

再后来公司解体，他被安排到一个政府部门。过上有点类似闲赋的日子。

他很感慨，说是生活里有许多密码，是终身无解，随遇而安吧。

2000年，作协组织编辑《青春碎片》，这是一本关于崇州本地的知青回忆的书。

他的《知青生活杂记》一文，祥细记录了当时农村的口粮标准和劳动日标准，为历史留下真实的生活细节。

这几年崇州出了本纯文学刊物《精短》，他给写了篇非虚构记实文章，讲他那年去重庆买三百支手表，坐火车带回公司的经历。很真实，有着传奇色彩。

他的文章印证了前苏联一位作家一句话：创作的不是我们，我们只是编排和记录而已。

吾乡有川剧唱玩友的说法。他就是个玩友，偶尔，兴趣上来，凑个热闹，在精神世界获得一种快乐，让日子变得丰腴。

往事不可尽拾，有件事却叫他难以忘怀。记得那年冬季里某天，下着小雪，崇庆县的造反派，荷枪实弹，挤了车人去邛崃支援，他有个同学叫廖明德，跑去参加这次武装支邛，结果被对方用枪射杀。他死时才16岁，正念初中二年级。人们在西湖塘为他举行追悼大会。万人空巷，葬礼办得甚是闹热，他是道明人，就被送回道明山上安葬。

一晃，时间过有半个多世纪，这期间世界已发生很大变化，沧海桑田，我原来读书的民中和电厂上的蓄水池已消失得无踪无影，那些地方如今高楼林立。而他当年读书的学校已改为是职业高中。

一天，他念想起初中时的廖明德同学，不晓得后来被人埋在道明山上的哪个乱坟岗子。就约了几个同学，跑到道明，找到廖明德姐姐。姐姐带着他们，在山沟里找到她弟弟的坟墓。芳草萋萋，斯人安在？心里说不出的伤感，大家凑了钱，把坟修葺一番，还立了个石碑。碑上刻下几个同学的名字。同学情一世情。与其说这是在祭祀死于非命的同学，不如说是在祭祀自己逝去的青春。

他乃重情重义之人，喜欢饮酒，朋友间时有小聚，他总要带些酒来。红的，白的，酒的品质都挺不错，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其实，他这是把好东西拿来让朋友们分享。在家里，他往往喝的是自泡白酒。

他是说话行事很低调的一个人，对朋友是特别客气，朋友间客气是应当的礼节，但他似乎客气得有些过头。我想，这该是生活给予人太多的磨难和伤痛所至？

有道是是生活教会了我们。

生活很骨感，在经验主义代替理想主义的当下，被生活教会，不晓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是让人很费思量的事。

（文/张廷涛）

四川崇阳药香型白酒“非遗”传承人余刚 网络宣传办公室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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