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刚讲白酒故事：平凡的父亲就永远地活在了我的梦中

父亲出生在川东的一个小镇上。解放前，父亲靠做粮、油、棉花生意为生，但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典型的“耍娃”，心思不在生意上，整天吃喝玩乐，抽烟、喝酒、赌博、唱川戏样样在行。

爷爷去世得早，父亲很快就把爷爷攒下的家业“耍”完了。为此，母亲经常跟父亲吵架打捶，街坊邻居都知道。但世事难料，幸好父亲把爷爷的家业“耍”完了，要不然，解放后我家的成分不是地主就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父亲也许早就被革命群众斗死了。

解放初期，父亲曾经风光过，当上了镇上川剧团的导演和副团长，经常领着一帮人走乡过县四处宣传毛泽东思想。57年整风反右，父亲因为在戏剧中“影射”了镇上一个当权派而被革除公职下放农村劳动。

父亲吃不惯农村的苦，赖在家里当“黑人”，而母亲和儿女们却由居民变成了农民。我是60年代出身的，随母亲成了农民，看到别的同学初中或高中毕业就能招工当工人时，我羡慕得要死，我在心里恨父亲，只好走读书考大学这条跳出农门的独木桥。结果，读了4年高中，参加了3次高考，最终考上了中专，在小镇上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应该说，我能考出来，除了自己的努力外，还与父亲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也许父亲懂得我的心思，无论家里怎样贫穷，地里急需劳动力，父亲都坚决支持我复读考大学，为此他还忍受着痛苦戒过烟酒。我考上中专后，父亲灰暗的脸上也有了光彩，他说：“我们陈家也出了读书人！”

父亲在当“黑人”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挑过河沙，拉过架子车，当过搬运工，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学会了修自行车，在街上摆修车摊糊口。后来形势的需要，父亲加入了镇上的“街道手工业者组织”，恢复了居民户口，成了光荣的“街道小手工业者”，而母亲和儿女们仍然是农村户口。

父亲在辛苦劳作之余，也不忘享受生活。每天早晨起床后，父亲都要端着那只搪瓷的花色茶杯，到镇上惟一的茶铺上去喝早茶，与茶友谈天说地，交流小道消息，几乎风雨无阻。

晚上更是父亲享受生活的时间，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坐在一把竹椅上一边喝酒一边收听川剧节目，酒是老白干，下酒菜是一把瓜子或花生，父亲自斟自饮，摇头晃脑地跟着收音机里哼唱川剧，常常要喝到晚上11、12点钟才上床睡觉。有时候，我和妹妹嘴馋，趁父亲陶醉在川剧中时，将桌上的下酒菜一扫而光，等他发现后桌上已颗粒不剩，这时父亲总要训斥我们说：“你两个娃娃也是，这是下酒菜，你们当饭吃嗦！”

父亲对烟酒的嗜好是出了名的，即使在生活最贫困的时候，他也不曾丢下过。记得父亲没钱买烟抽，烟瘾发着没法控制时，曾让我和妹妹到街上去，给他拣过别人扔下的烟屁股，然后父亲将其中的烟丝用白纸条裹成烟来抽。父亲没钱打酒喝时，曾痛得弯下腰，用手捂着肚子满头大汗地“爬行”着回家，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母亲含着眼泪拿出私房钱，让我给父亲打一两老白干回来，父亲喝下后，立即不痛了，腰杆也能伸直了。难怪邻居们常在背后笑称，父亲是个“酒罐子”。

老实说，小时候我打心眼里看不起父亲，因为他让我从小当了农民，因为他嗜烟酒闹了一些笑话，让别人嘲笑我是“酒罐子”的儿子。所以，每当父亲用他的人生经验和文史知识教育我时，我总是不以为然，故意跟他抬杠，让他感到十分难堪。这时，父亲总是痛心地说：“你娃儿，完了、完了、完了！”直到考上中专后，我才慢慢地理解了一生艰难而坎坷的父亲。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北方读中专。听母亲说，父亲死于肝腹水，临死前吐出来的黑水水有4、5脸盆之多。父亲死的时候很清醒，母亲问他叫不叫我回来？父亲说，娃儿这时正在期末考试，已经考了多少科了还剩多少科，不要影响他考试。父亲让母亲把我的照片拿给他，他看着我的照片，流着眼泪，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临终时留给我的话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父亲去世的时候才58岁。当我考完试，千里迢迢赶回来时，父亲已经躺在一堆黄土里了，我与父亲阴阳两隔，千言万语与谁说？面对父亲光溜溜的坟头，我的眼泪再次流淌下来。

从此，平凡的父亲就永远地活在了我的梦中。

作者简介：东化飞天，自由撰稿人。在国企干过十几年的技术工作，后自谋职业。从1994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在各级报刊、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杂文，小说等各种文学作品200余篇；著有长篇小说《小城作家》、《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中篇小说《懵婆》、《一个人的新房》、《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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