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是财富经营总部——兼谈＂农为邦本＂与乡村经济学

近现代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经济中心逐步迁移到了城市，城市成为现代财富的主要聚集地。但反观古代，恰恰相反——生产中心都分布在乡村，财富也主要聚集在乡村。中国古代经济是一种依托乡村而生的碎片化、分布式经济。它更好地平衡了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从而更好地保障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这对当今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今天的中国早已迈入工业经济时代。但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依然是中华文明的根基。鉴古知今，彰往察来。我们先来比较分析一下现代化工业经济与古代农耕经济模式的特征：

支持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是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些要素都是人为可控制的。因此，在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中，人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不断推动工业进步、社会发展。但走向极端的结果是，社会容易陷入环境危机甚至经济危机。这是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局限性。

支持古代农耕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是天、地、人。在“靠天吃饭”的古代，人只能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去劳动和创造财富，因此，农耕经济又被称作“自然经济”。在古代，生产和经营中心都分布在乡村，人们在乡村从事生产劳动，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是以农为本、以乡村为根的有根经济。

中国古代农耕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自给自足，但也并非完全的自闭式经济模式。它随着人民生活需求的增长和变化，同样会衍生发展出商品经济、工业经济乃至金融经济。

中国古代很多地方都有乡村集市，人们在这里进行商品交易，市场经济繁荣。尤其是到后期，更是发展了发达的国际贸易。蔓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古代也发展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只不过古代工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不一样，它是一种手工业经济。比如，古代的陶器、瓷器乃至铁器，等等，都来自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经济是中国古代财富的重要来源。但自近现代以来，随着机械化工业的崛起，手工业经济逐渐衰败，经济中心向城市转移，乡村经济便随之衰微。许多人对中国古代乡村文明的认识，一直滞留在民国时期落后衰败的样子。其实不然，我国古代乡村经济繁荣时期应该是像《清明上河图》里的样子。

中国古代同样发展了金融经济。在古代，随着商品经济、工业经济的发展，货币的融通功用显得愈来愈重要，于是诞生了票号、钱庄。其中，最著名的有清朝晋商所经营的“汇通天下”票号。票号和钱庄就相当于现代经济时代的“银联”。所以，所谓“金融经济”，中国古代其实早已有之。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繁荣发展衍生出来的商品经济、工业经济，尤其是金融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都会往城市发展，但是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中国古代财富的生产中心依然在乡村，不在城市。究其原因有二：首先，支撑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发展的原材料都在乡村，所以它们的发展离不开乡村；其次，古代乡村经济是一种“前店后厂”式的混业经济，一个家庭既要搞农业生产，又要搞手工业生产，还要兼顾商业经营。这样一种混业式经济模式，决定了其落地发展空间只能选择在乡村和小镇。

中国古代乡村不仅是财富生产中心，也是财富经营管理总部。尤其是手工业经济发展以后，这一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

以山西省长治市荫城镇为例。长治荫城是中国古代铁业制造中心之一，早在明代就以生产销售铁货驰名全国，有“天然铁府”之称，江湖中更是流传着“万里荫城、日进斗金”之说。《潞州志》记载，荫城当时“户有八百，商有五百，店铺林立，经商如织，商贾如云，列市如栉”。也正是这块小盆地，催生了山西两大商帮之一——泽潞商帮。当时泽潞商帮所经营的铁货贸易北辐射至北京、内蒙古甚至俄罗斯，东到日本，南到上海、广州以及东南亚地区。可以说其经营规模就相当于今天的大跨国公司。但是无论其产业规模有多大，经营管理产业的总部始终在荫城，永远未离乡土。明代洪武年间，官府还在荫城专门设立了全国铁业所。

在古代，乡村不仅能生产和创造财富，还有一种特别的功能——吸引财富回流。古代商人发家致富后，最终都会回到家乡，购地盖房，安置家业。古人认为，这是他们追求财富的最终目标，也是向社会显示其富贵的标志。正是基于这一财富回流模式，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诸多豪华且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深宅大院，比如山西晋中市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安徽黄山市的谭家大院，浙江丽水市的黄家大院等。

那么，中国古代社会为何会形成财富回流这一普遍现象呢？深入剖析，我们发现，这正是由中国传统的义利财富观所决定的。何谓“义利财富观”？早在2500年前的儒家经典《大学》中就给出了明确的阐释：“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意思就是说，君主有好的德行就有人民拥戴，有了人民拥戴就会有土地，有了土地就会有财富，这样国家便会富有，国民能过上温饱小康的生活。所以“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也就是要“先义后利”，这是古人恪守的商业伦理准则。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要受到惩罚——“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就是说，如果人的财富来路不明不白，总有一天也会不明不白地失去。中国古人经商必须遵循这一准则。当他们积累了一定财富后便回乡置业，并要捐出一部分财富用于乡村公益事业，比如修桥、修路与办学等。这就是“乡贤”的由来。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财富分配观。

由此可见，扎根于乡村的基于义利财富观建立起来的传统经济模式，拥有一种天然的抑制资本经济滋生的“免疫力”。由此也可知，后来中国接受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是有着历史文化与自然经济基础的。

早期的时候，笔者曾“迷信”西方经济学，并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批评过中国古代社会“农本商末”的思想，认为正是这种封建思想耽误或者说阻碍了中国古人推动工业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于缓慢，以至于后来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凌辱。

但是今天，我发现这个批判是错误的。对中国古代经济模式的批判，有一个假定的前提——中国古代封建文明完全是愚昧落后的文明。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我们认真研读2000多年前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富论》。关于农工商关系，《史记·货殖列传》明确指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就是说，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虽然商业创造财富的速度快，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都去经商，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史记·货殖列传》也指出：“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就是说，社会的进步需要农、工、商协调发展，单一产业过度发展的结果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失衡。所以，其实中国古人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从财富创造的效率上来看，工业比农业高，商业比工业快；但从财富创造的可持续性上来看，显然需要农、工、商协调促进发展，如此，农耕经济模式显然更具合理性。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古代政府的经济治理逻辑：政府知道，商业创造财富快，在趋利动机的作用下，不用政府鼓励，自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经商，也就是说商业经济会自然地繁荣发展；但是，要保持一国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政府则需要鼓励农业生产，发展农耕经济，进行逆向调节，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正是中国古代主张“农为邦本”的本意所在，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治理的高明之处。而这，恰恰是西方经济学没有关注和意识到的。

当然，中国古代“农本商末”经济思想的形成，也是建立在诸多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甚至可以说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考察中国古代历史可以发现：每一个新王朝的诞生，都是从解决土地问题开始的。新的王朝建立之初，都会将土地平分给农民，农民种地生产粮食，满足社会供给。随着农业发展和老百姓生活需求的升级，就会带来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这时候，社会财富便开始快速向商业、金融业领域集聚。

从社会学层面看，在商业经济发展中最容易出现投机，因此，它越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也会越大。比如，这时候往往就会出现资本下乡去兼并土地的情况，即“资本治乡”。“资本治乡”初期往往会出现短暂的表面上的经济繁荣——农民放弃土地到城市打工，挣更多的钱，享受更好的生活，但是不久后大量进城的农民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城里待不下去，而乡里也回不去了。如果这个时期没有相关的经济政策进行逆向调节，一旦出现外族侵扰、自然灾害等，将导致国家粮食危机，甚至最后倒逼农民揭竿而起。所以，当土地格局一旦被破坏，最容易引发政治危机。

当然，也许有人会提出，这个历史规律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了。理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并没有伴随粮食危机。其实这不是现代经济的真相。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是通过殖民统治等手段，将粮食危机转移给了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表面上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粮食危机，但实际上被转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着。我们不要忘记，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还有世界粮食危机——当时世界有10亿人面临饥饿。并且，这种粮食危机一直以来都存在着。

现代经济是以亚当斯密“自利经济”为逻辑前提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模式。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到金融经济逐步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资源不断趋向越来越投机的金融业以及房地产领域等，直到形成巨大的经济泡沫，最后泡沫破裂、陷入危机，然后再重新开始，经过一段时期发展后再度陷入危机……如此循环反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凯恩斯提出了“宏观调控思想”，即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进行逆向调节。但这种宏观调控仅仅只是表面功夫，起不到根本性调节作用。于是，西方经济总是屡屡陷入周期性危机中而无法自拔。

然而，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也同样面临着金融高杠杆、房地产泡沫、乡村凋敝等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给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问题开出了一剂良方。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正在对失衡经济结构进行调节，并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向好发展。可见，乡村经济学已成为调节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利器。因此，新时代我们仍然需要借鉴中国古人的智慧，并结合时代的需要，探索与构建中国特色的乡村经济模式，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与城乡经济发展。（张孝德）

张孝德（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生态文明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文明、生态经济、乡村文明发展研究，是国内最早研究生态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学者之一。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文明传承促进会副会长、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多家地方政府的经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