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和平(成都)
从知青屋走出的一代,不少人大概还记得一首名叫《洋菊花》的歌曲吧?那一首当年被称作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作词谱曲的《洋菊花》,从邻村一位知青伙伴手里传给我,是写在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片上。亲王的大名扑眼而来,使我好奇,兴奋,接着哼唱几句,更是快活极了。
在野外静静的红柳湖畔
洋菊花开在明媚的夜晚
这样一种颇具东方风情且不无优雅浪漫的情感表达,在当时我还只是朦胧感觉到一些,但身处落后封闭的乡村环境,文化生活贫乏得可怜,年轻的心长期受着落寞惆怅的煎熬,一下见到像《洋菊花》这样的抒情歌曲,不啻是一股清新的春风,把心灵深处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渴望大大地撩拨起来了。再说,那个年伏唱惯了高亢激越、充满壮志豪情的革命样板戏唱段和仅有的几首革命歌曲,突然换一个口味,唱《洋菊花》这类优美宛转、浪漫多情、轻松舒缓的圆舞曲,感觉得浑身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好轻松,好畅快!
既然是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歌曲,难道它与革命歌曲有什么两样?当然得与那些文革中正在遭受“批判”的“黄色歌曲”、“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划清界限。于是,作知青的我们大摇大摆地唱起了它,一时成为时髦。在那个年代,我从公社小学借来的一只破旧手风琴。一群群知青围了拢来,让歌声和琴声抒发青春的热情和理想,也让歌声和琴声排遣青春的苦闷和彷徨。多少个月影朦胧的竹林土屋之夜,《洋菊花》静静地吐露着我们的心曲;多少回风雨飘摇的乡间小路之上,《洋菊花》轻轻地引领着我们的眺望。还记得,田间篝火曾与《洋菊花》一起,燃亮漫漫长夜,把知青们一张张苦中作乐的脸庞镀得彤红彤红。更多的时候,秋风秋雨愁煞人,几个知青横七竖八倒在床上,懒懒散散,似睡非睡。是谁,还在哼唱着《洋菊花》?尽把“红柳湖畔”的太虚幻境切入遥远的故乡之梦……
时光过去了很多年,滚滚红尘几乎掩盖了《洋菊花》的那一段心史。今天,与几位当年同是知青的新老朋友相聚,谈话中回忆起了那一段心史,怎不让人兴奋不已。
那些年月,看戏看电影就像是打牙祭,一年到头难得一回。小时候,家里没钱买票看戏,常挤在关庙山门外,等戏临近结束时,守门人打开大门,孩子们一拥而入,算是看一点“傩脚脚”戏,过了一把瘾。当知青时,一听说有电影,邀约一大善伙计,打火把奔公社看坝坝电影,是乡村的一道风景。那时,人们缺衣少食,也缺少文化娱乐。看坝坝电影或坝坝戏就成了生活的一大兴奋点,往往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拥挤着争相观看。在偏远山区,人们甚至是跑一二十里山路,打着火把前往。其实,人们感兴趣的除了看电影,还有那种场合的人气和热闹,那是人性的需要而恰又是乡村里所缺少的。
记得一天,几个伙伴兴奋地传送着一个好消息:采石公社今晚放电影,五朵金花》。我迟疑着,怎么会有《五朵金花》的老片子呢?早都禁映了。去采石公社有好几里路,伙伴们哪还管得山高路远?早早邀约着,手牵手,兴高采烈地去了。
结果当然是令人兴奋-朝鲜的《卖花姑娘》!
归途上,暗黑的天空,幽寂的山野,路上只见得一块块的白色,远远看像石板一样平滑。人群中的一位人称周哥的知青指点女知青说:“踩到白走!踩到白的走!”
结果白的原来是一摊一摊的水。接着是哄堂大笑中的娇柔骂语:“周哥坏哟!好坏哟!”
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洋菊花》根本不是西哈努克亲王所作。它的真正作者是谁?为什么要假托亲王之名传之于世?为什么《洋菊花》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很少有人再唱起它?这一切或许都还是“谜”?……
《洋菊花》是一段历史,一段不无神秘色彩的历史。当过知青的我们,曾为之激动,为之高兴,也从中得到慰藉,得到欢乐。虽然,时光过去了很多年,可我们至今仍然记得它。
在野外静静的红柳湖畔
洋菊花开在明媚的夜晚
【作者简介】
孙和平,四川省诗词协会会长,四川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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