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弱势群体在复工复产中获得更多关爱

云南昭通的驻村干部孙雄介绍，到了3月，工作主题开始由“严防严控”变成“复工复产”。孙雄和同事们接到了新任务。全镇登记了大约5000名返乡劳动力，要督促4000余人最近外出务工。截至目前，孙雄所在的山区乡镇，还有大约一半务工者没有外出。“难啊。”孙雄在电话里苦笑。（3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这场疫情打乱了正常的节奏和秩序，从生活到经济，从生产到就业，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彼此关联的闭环圈。经过40天艰难的防疫阻止战，复工复产也驶上了快车道。但很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严防严控所形成的惯性和造成的影响，给复工复产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企业复工复产率不足，大量农民工依然滞留在家乡，解决反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成了当下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外出务工既解决了家庭的收入问题，也是贫困地区脱贫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依托于外出务工获得的较高收入，很多贫困家庭能很快摆脱贫困，发家致富奔小康。但问题在下，受疫情防控因素的影响，还有大量的返乡农民工没有返城复工，上述一个镇登记返乡劳动力5000人，还有4000余人没有需要外出务工，占比高达80%。全国层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3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现在还有近一半左右的返乡农民工没有返城复工，需要多管齐下帮助这些返乡农民工尽快返城就业。

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2019年中国有2729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在外务工，这些家庭三分之二左右的收入来自外出务工。让返乡农民工尽快返城复工，既是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大局的需要，也是解决农民工家庭收入的关键。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就必须解决返乡农民工返城复工的问题，这既是就业的民生之需，也是脱贫奔康的现实之举。无论从调查的个案看，还是整个群体占比量来看，让务工者尽快回归工作岗位，也是对复工复产整体效果的检验。

检视复工复产有两个方面的维度，一是复工之后的用工率，二是复产之后的开工率，都是很关键的指标。有的企业受防控措施的影响，迟迟无法开工，比如娱乐行业依然处于禁止开业状态；有的复产之后的开工率严重偏低，用工数量也大幅度减少，一些人处于半失业状态。还有一些特殊行业受疫情的影响较大，很多企业以破产关停或以减员停薪的方式来应对，也加重了复产复工的难度，给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考验。

从一些报道看，受政企信息对接不畅、企业招工宣传内容不实等因素的影响，输出地集中把农民工送出之后发现，实际与预期差距太大，花费了极高的成本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还有的受管控政策的影响，被卡在了家门口而出不了门，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出入信息共享共用机制。在防疫一盘棋的整体策略下，复工复产也需要坚持类似的理念，采取相同的做法，尽快建立供需之间无缝对接的平台，让劳务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有机统一，从面上打通乡劳动力返城就业的管道。

除此之外，还需要进行个性化的关爱。群体需求有共性，个体需求有差异性。比如，有的返乡农民工对地域、工种、薪酬有着很大的个性化偏好，就需要劳动力输出地方，采取像精准脱贫的方式，实行“1+1”的帮扶措施，采取针对性较强的办法，尽量满足每个人的个性化需求，使他们早日踏上返城之路，找到符合预期的岗位和工作。

复工复产的难度，并不亚于疫情防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最终也要体现在每个细节。在“硬核”防疫之后，还需要直面现实采取更硬核的复工复产措施，让返乡农民工尽快返城就业，是“打赢两场战役”的关键环节。（文/唐伟 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绥安街道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