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班进京200余年，梨园如何“走出梨园”（1）

到了2023年，人们很难再想起戏曲的高光时刻。不太说得出演员的名字，常年隐在妆容后的真实面容，大概也是记不清的。在年轻人热衷的时髦书店里，艺术类书籍摆了整整两行书架，绘画、电影、流行音乐，甚至设计、建筑都被摆在显眼位置，可就算翻到书架的最下面一层，也很难找出一本戏曲类的专著。

从1790年算起，徽班进京已经233年，经历了辉煌与没落。进入网络时代，传统戏曲面临着如何“走出梨园”的困境。

2017年，首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落地北京丰台，至今连续举办七届。今年9月，在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宣布，戏曲周将力争用三到五年时间，实现全国各地348个剧种的全覆盖。

233年前的徽班进京带来了京剧的诞生和发展，自此，中华传统文化多了一个重要载体。200多年后，借由中国戏曲文化周的平台，外地戏班又一次“进京”。这一次，人们要回答的是传统戏曲的“破圈”难题与传承之问。

皮黄起、京剧生，“那时候看戏的人多”

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一起，并称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与另外两者早已消失在人类历史长河里相比，中国戏曲直到今天仍然活跃在舞台上，可以说有着十分难得的生命力。

中国戏曲的诞生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漫长孕育。早在远古时代，氏族聚居的村落里产生了原始歌舞，并在敬神、娱神等宗教仪式中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原始形态的戏剧化表演活动。先秦的“俳优”、汉代的“百戏”、唐代的“参军戏”等都是萌芽状态的戏曲。

进入唐代中后期，戏曲逐渐形成，并在宋元时期进一步发展与成熟。这一时期的戏曲已经开始综合运用歌唱、对白、舞蹈等形式，来表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比较复杂的场景，以南方地区的南戏和北方地区的元杂剧最为流行。之所以受到欢迎，与其自身的艺术性有关，更与其表现的内容多是反映社会与时弊有关。经典元杂剧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等至今不衰。

到明清时期，戏曲更加繁荣，特别是清代地方戏的空前发展为京剧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为给皇帝祝寿，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亭为台柱的“三庆”徽班从扬州入京。徽班，即以安徽籍艺人为主的戏班，主要活跃在江浙地区。

“三庆”入京是徽班进京的开始，此后，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徽班相继进京。在演出过程中，六班逐步合并成为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

“他们落脚就在宣南地区。”据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名誉会长许立仁介绍，徽班进京后在北京的宣武门南一带区域落地生根。这片区域在当时属于北京的外城，有书肆、剧场、买卖古玩的场所，自然成为各地举子、生意人和一些官员的流连之地。

当时正是地方戏空前繁荣的时期，一些地方剧种开始流入北京，地方艺人也会进京演出，在交往过程中，徽班习得各家所长，不断融合各种声腔，最终磨炼出了一个占了大半个中国和五十多个剧种的戏曲声腔——皮黄。

梨园闲庭、皮黄声起，徽班在南城扎根演了70年，几代戏人粉墨登场。直到1861年，咸丰皇帝把三庆班召进紫禁城，演出地点在畅音阁大戏台。自此，皮黄调登上庙堂，从地方戏升华为袍带戏，也就是宫廷戏。徽班也在北京完成蜕变，开创出了一个崭新的剧种——京剧。

同一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各类带有地域特点的剧种也在不断繁衍、融合，逐渐形成地方大戏，越剧、川剧、粤剧、闽剧、河北梆子等现在仍活跃的剧种几乎都是在那一时期定型并逐渐发展。

在那之后，中国戏曲经历了一段跨度数十载的辉煌岁月。

尚长荣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最小的儿子，1945年时，5岁的尚长荣就第一次登台，在《四郎探母》中客串“杨宗保”。据他回忆，当时他还没有桌子高，但一招一式看起来有模有样，“那时候看戏的人多，都乐坏了，往台上扔花生、糖果，检场人员收了一箩筐。”尚长荣说。

现如今活跃在各类比赛上的票友也大多是在那个时候受到了整体环境氛围的影响，对戏曲产生了兴趣。评剧票友韩香小时候生活在河北沧州的农村，她印象里，村里有个小礼堂，一有演出就场场爆满。当时她只有11岁，没钱买票，只能央求看门的人放她进去听一会儿。时间长了，看门的人也不太管她了，只由得她去看。

经历没落，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

什么时候开始，戏曲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关于这个时间，在每个从业者的记忆里都是不同的。

1987年，时任陕西省京剧团团长的尚长荣一年只演了6场戏。那时，他已经是捧得过中国戏曲最高奖“梅花奖”的著名演员了，才没过两年，京剧市场已经一片惨淡。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京剧市场在国内逐渐萎缩。或许是电视机的普及带走了一部分观众，也或许是别的原因，尚长荣还来不及分析，现实已经狠狠地砸了下来，“戏没人看就没有收入，人心也就跟着涣散了，更没人愿意排新戏”，尚长荣感受着这样的恶性循环把剧团拖入半停顿的状态。

14年后，北京风雷京剧团团长松岩遇到了与尚长荣当年同样的问题。在全世界都在为跨入新千年欢呼的时刻，已经存在了80多年的风雷京剧团在当时却不得不思考如何活下来。

2001年，风雷京剧团在同行中较早地进行了改革，正式进入市场感受“水温”。虽然仍有一部分财政差额拨款，但想要队伍稳定并保持创作，还是需要让大家尽量过得好一些。

“一个新年前的晚上，从下午五点半一直演到凌晨一点钟，去了大概7个酒店”，松岩回忆那天，他整晚勾着孙悟空的脸，没有时间卸妆，开车载着大家一家接着一家地跑酒店，“14个月演了793场。”

1999年加入剧团的罗洛也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一直到2005年前后，国内市场都不是特别好，基本都要靠国外的旅游团。”罗洛说，那时候，日本、韩国和欧洲的团居多，演出基本都在湖广会馆，火的时候一场连着一场地翻台，但是每场收入都不高。到了2014年前后，国外旅游团少了，他们又到了比较艰难的时候。

也是2014年，现任上海越剧院副院长的柴亮节刚刚来到这里工作。他回忆，当时整个社会氛围对戏曲的关注度并不高，虽然是国有院团，但是收入比较一般，或者说不太有吸引力。

“当时的演出很大一部分都是下乡的搭台演出，售票的剧场演出相对不是很多。”柴亮节介绍，下乡演出常会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下雨对服装、灯光、音响都有损耗，艺术质量和呈现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

但让演员们感到安慰的是，每次下乡演出，乡亲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柴亮节说，由于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农村往往更有戏曲的土壤。特别是浙江的农村地区，当地一直有看越剧的习惯。

或许是得益于浙江整体的戏曲气候不同，在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之后，仍然养活了全省大大小小上千个民间院团。2009年，我国进一步推动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到2012年，这项改革已经基本完成。

戏曲为什么不火了？

就在罗洛为没有了国外旅游团而苦恼、柴亮节拿着不太有吸引力的工资的时候，在广东汕尾，15岁的陈嘉明决定将从小的兴趣变为职业，开始正式学戏。

陈嘉明从事的剧种是西秦戏，形成于清代地方戏大繁荣时期，来自西北地区的西秦腔流入汕尾海丰，又与当地民间艺术融合形成，至今还保留着北方戏粗犷豪放的风格。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秦戏属于濒危剧种，陈嘉明所在的广东省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是“天下第一团”——一个剧种在全国只剩下一个专业院团，全部只有5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演员只有十几人。

“戏曲为什么不火了？”这个问题太多人提出过、思考过，但至今也很难给出标准答案。一切像是自然发生的，就好像人类历史进程里的又一次更迭，新的时代没有选择戏曲。

许立仁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文化形式进入社会，大众的审美观点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变化，大家可能觉得它比较陈旧了。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商品大潮席卷而来，各类新鲜的商品、文化、服务进入国内，戏曲要与歌剧、舞剧、流行音乐等各种文化消费形式“争夺”观众。

这可能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柴亮节说，上海越剧院一般每10到15年才招一批新人，基本都是与戏曲学校整建制联合培养的孩子。

对学戏的孩子来说，7至10岁就要面临选拔，中选后经过6年中专、4年本科的学习，毕业后才有可能会进入专业院团，成为正式演员。选择这条道路也意味着，你可能要放弃更多的专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