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扮演多种角色保平安

家无宁日

从前的篮球场成了批斗会场。阁楼四周只要能张贴的地方全部贴满大字报和标语。装在篮球架上两个高音喇叭比赛，造反派和保守派辩论，从早到晚，从清晨至深夜;吵闹声、喧嚣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天天如此。

曾经是我心中的一条仙境大道成了游行、戴高帽游街的必经之路。大片松树林被砍伐，说准备盖宿舍，一片狼迹。

家首先受冲击是的父亲，抄家是避免不了的，只要戴红袖章的人一到家，我们吓得瑟瑟发抖。母亲立马把我们三姊妹箍得紧紧的。父亲低着头，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家任由他们随便翻找，最后把家里唯一看得上眼的爷爷、奶奶留下来的一个磁钵和瓷罐拿走了，说是“破四旧、立四新”。这两件东西，谈不上是青花瓷作品，但也可说历史悠久。

因为爷爷奶奶视这两件瓷器为宝贝，一直包包裹裹好几层放在衣柜最里面，传到母亲手里也是依然如此，珍藏在衣柜里不许我们动。

偶然一次，看见母亲拿出来正在小心翼翼地边擦边看，我赶紧凑过去。好细腻，好精致。现在回忆，瓷罐图案双龙戏珠，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瓷钵仿佛是清明上河图的缩影。

陡生波澜

打倒反动派！打倒走资派！要批斗，要游街示众，要带上尖尖的、高高的，用白纸写上姓名的高帽子，还用红笔在姓名上打上X。脖子上要挂一个用细铁丝拴着的木板牌。每逢这个时候，家如灾难降临，乌云密布，死气沉沉。压抑，沉闷，恐惧，让我都快室息。父母彻夜未眠，母亲眼里布满血丝，眼睛红肿，坚定说不准我们出门。

母亲的话，我们不能不听，所以只能畏缩家里，听见造反派手拿喇叭，高喊打倒口号，我就趴在门缝看球场批斗情景。

我看见父亲戴着高帽子，脖子挂着牌子，腰到弯到膝关节，看到那些人还不停对父亲和其他挨批斗人，推推搡搡，吆三喝四，嘴里喋喋不休。批斗会完毕，然后游街示众。

回家后，父亲脱下衣服一看，脖子被铁丝勒得好深一条鲜红痕迹;身上到处青一块，紫一块;腰伤留下顽疾，直到生命最后。

曾经是我心中的一条仙境大道，最后变成了我最不情愿走的伤心之道。

艰难困苦

随后，父亲被遣送到地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走就是几年。母亲接着下放到西门外荆州砖瓦厂任会计。那年我才12岁，弟弟、妹妹年幼，家庭重担全部都落在了母亲身上。

可怜瘦弱的母亲，每天天不亮起床，做好早餐、中餐，就急匆匆赶去上班。夜色降临，才拖着疲备身躯回家。围裙一系，袖子一卷，又开始操持家务，做晚餐。有一次在睡梦中，听见流水声，我恍恍惚惚爬起来一看，母亲正在一摇一晃地用搓衣板洗衣服……

一根豆芽一口饭

母亲上班去以后，我就当家做主。我们平时都是两个菜，酱菜和蔬菜。有一天是黄豆芽，我就规定，一根豆芽一口饭。他俩太小，绝对听我的，规规矩矩。这是母亲好品质的传承。我儿子现在也这样。

用棉被挡窗户

如果仅仅是艰难困苦，我们还可以咬牙坚持;但比这更煎熬的是恐惧，天天都笼罩在家中。

因为我家住的是阁楼，三面全是玻璃窗户，又是木质结构，周围空旷。那个年代基本都是平房，没有任何遮挡物。我家正门100米左右是行政公署大门，过马路是荆州商场，斜对面是荆州电影院，这两个建筑物在当时是最高房子，也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对峙的据点。在家，特别是晚上，经常清晰地听见枪声。

有一天母亲回家，脸色苍白，语无伦次地说道，花台那边民主街有位女同志在家编织毛衣，被流弹打死了;我们家也要想办法，防范于未然。

母亲煞费苦心，首先买来白纸，裁成一条条，把玻璃窗糊成米字，防震。这还不算，又无可奈何地把棉被用粗铁丝穿上，请一名男同志来帮忙，像窗帘一样，把每扇窗户都挂上。并且说，子弹穿不透，可防流弹。家里哪有那么多棉被？最后，一家人只有挤在一张大床上。至今都还记得，母亲反复叮咛几句话:只要听见枪声，赶快下床，爬进床底下。母亲说，床底地势低，目标小，不易伤人。

在后来的日子里，不管母亲是否在家，反正只要听见枪响，我们几姊妹都会条件反射地立即往床底下爬。

最简单的希望

家，原来最不缺的是阳光，后来相反，家最缺的是阳光。家一天到晚都处在黑暗中，只有从木板缝里挤进来一点光亮。母亲早出晚归。学校罢课，我们就只能躲在家里，度日如年，又寂寞，又孤独，又恐惧。哪怕一点微弱的声音都会放大，颤动着每一根敏感的神经末梢。

盼啊盼，上午盼到下午，下午盼到傍晚，盼望母亲快快回来。母亲一出现，簇拥着我们，那就是我们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只有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自己的心都在微笑。

心中最伟大的母亲

岁月流年以后，这些情景，依然铭刻在我心中，烙进心底，永生难以忘怀。

蓦然回首，如果我们不经历这场浩劫，我的性格还会内向、胆怯、软弱吗？如果没有这场浩劫，就这样美好下去，那我的人生是否会更美好？如果，如果……

蓦然回首，母亲在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竭尽全力地扮演好各种角色，她的内心该有多么强大。她把痛苦、把悲伤留给她自己，把温暖把爱奉献给我们，她的精神该有多么丰盈，灵魂该有多么高尚啊！

(文/晏丽莉 荆州市棉花公司)